1月6日星期天，《周末世界》的布莱恩·沃尔登采访了我。我借机宣布，我们将在就业法案中加入一条新内容，以纠正麦克森案的判决结果遗留的问题。我明确指出，就工会享有的豁免权而言，我们打算废除的并不是与意在导致人们中断就业合同的行为相关的豁免权，而将集中在与旨在导致雇主中断他们的商业合同的行为相关的豁免权。我还提醒人们注意工会的豁免权与国有化的垄断相结合从而使工会在本行业中获得巨大权力的方式。我们需要限制这些豁免权，并通过引入竞争来打破垄断。
我所有的直觉都告诉我，如果我们在限制工会权力方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将获得公众强有力的支持，而我的直觉也得到了一些证据的支持。1980年1月21日，《泰晤士报》就此问题做了一个民意调查："你认为在发生劳资纠纷时，可以使用同情性的罢工和抵制来作为合法武器吗？或者应该出台新的法律以限制其使用？"接受调查的人中有71％--其中有62％是工会成员--回答说需要出台新法律来限制同情性罢工。
但是，如果得不到商业界领袖的支持，我们也很难取得进展。2月5日星期二的上午，我要与工业界人士开两个会议。第一个是与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会议。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现在的法案已经走得够远了。听到这话，我没有掩饰我的失望。我说，就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的时机而言，无论何时都存在着与工会发生冲突的风险。在我看来，与其等到秋季从而使工会可能造成最大的破坏，还不如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接受这一风险，这样可能会更好。我说，我现在后悔在我们制定这一法案的时候没有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这就留给我们两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对现行的法案加以修订，或者在计划即将发布的咨询性文件中宣布我们将制定新的法案。离开时，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代表对我的想法都已经非常明白了。
那天的第二个会议是与私营钢铁制造商的会议。他们的观点与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抱怨说，私营钢铁公司被拖入了与他们根本无关的纠纷中，而且他们最终将成为唯一真正的牺牲品。罢工让他们每周损失大约1000万英镑。钢铁业联合会已经撕毁了他们与私营钢铁公司达成的所有程序性协议，并指示他们的雇员举行罢工。很明显，私营钢铁公司的工人们并没有真正的怨言：在都彭钢铁公司一案中，当上诉法院发出禁止次级行动的禁令后，工人们全都回去上班了。而当议会上院推翻上诉法院的判决后，工人们才又恢复罢工。决定私营钢铁公司工人参加罢工的决定性因素是他们害怕失去工会组织的成员身份卡。在这种情况下，私营钢铁公司希望立即立法以禁止次级纠察行为就没有什么让人感到吃惊的了。但除了同情以外，我当时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了。
一位重要的实业家写信敦促我要"谨慎"，我在回信中讲述了我的观点：
由于我们目前没有有效地修改法律，所以相当于我们积极地肯定了迪普洛克勋爵（在都彭钢铁公司等案例中）所说的话。这等于是在暗示，我们不准备保护那些本身没有任何错误却要受到别人伤害的人。我们等于是在告诉那些守法的公民，我们更愿意强化那些造成伤害的人的权力，而不愿保护那些受到他们伤害的人。
……你提到了温和的工会成员。我这里有无数封他们写来的信，请求我加强他们的力量以对抗那些好斗分子，还告诉我这就是他们选我们上台执政的原因。但是本届政府现在并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这让他们很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