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开斯特宫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再次回身处理那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如何通过谈判实质性地削减英国在欧共体预算中所占的份额。我们最终给出了份额大小的相关数字，而从那之后，任何人都难以否认问题的严重性了。欧洲委员会也给出了一个报告，说明根据欧共体已经建立的原则的确有可能在英国的贡献和收益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广泛的平衡"。因此，持乐观态度也是有理由的，但我并不幻想能够轻易地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而且我也充分注意到其中隐藏的欺诈的可能性。此前的斯特拉斯堡会议就曾对程序性问题出现过争论；现在，英国官员也向会议的主席国讲明了我关心的问题和愿望，希望主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以早日讨论预算问题。
此时，欧共体成员国才知道我们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10月18日，我在卢森堡纪念温斯顿·丘吉尔的活动上发表了演讲，并根据当时场合的需要着重讲了外交事务。
我警告说：
我必须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英国不能接受有关预算问题的现状。这明显是不公平的，在政治上也是说不通的：我不能在欧共体内扮演一个慷慨大方的角色，因为我自己的选民正在要求我优先在卫生、教育、福利等方面做出改进。
我们还利用所有的机会让人们更广泛地理解我们的主张。10月底，我在波恩与赫尔穆特·施密特举行了会谈；11月19日和20日，英、法两国首脑又在伦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峰会。德国人和法国人都已知道我的态度是认真的。
在为都柏林理事会做准备时，我们认真审查了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准备在会上向欧共体施压。克里斯托弗·索姆斯经验丰富，对欧洲各国惯用的方法和手段非常了解。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大意是说欧共体在做出令人不快的决定之前都要经过长期的角力。不过我也不用太担心我手里的牌，因为如果愿意的话，像英国这样的大国可以很有效地使欧共体陷于分裂瓦解。我记下了他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早就考虑过停止向欧共体支付预算的可能性。但从务实和法律的角度考虑，这就像是还没有比赛就先弃权了。不管怎样，我相信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也足可以令人满意地起到让委员会紧张焦虑的作用，因为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需要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们还有一个杠杆，那就是不同意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这也是双双面临选举的法国和德国政府愿意看到的。我们在道义上的位置也得到了加强，因为法国已经违反了欧共体的法律，为英国的羊的进口设置障碍：虽然道义在欧共体内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欧洲法院已经在9月25日判定其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