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的发展使整体的形式进一步恶化：相对于我们的欧洲邻国，英国的繁荣正在稳步衰落。尽管有北海的石油，但到1979年时，英国仍已成为欧共体最不景气的成员国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成员国中仅排名第七位。即便如此，他们还期望我们能很快成为欧共体预算中最大的净贡献国。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寻求控制共同农业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损害和扭曲，并试图把我们的财政现状与欧共体的开支联系在一起。同时，在斯特拉斯堡参加欧洲理事会的会议时，我还有两个短期的目标。首先，我想提出预算这一问题，虽然不要求在此阶段讨论过多的细节，但希望大家能够达成需要采取行动的共识。其次，我希望能够从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那里得到明确的保证，即在都柏林召开下一届理事会时将提出一个解决此问题的建议。
从一开始，我就寻求强化我们的"欧洲身份"。在斯特拉斯堡，我们保守党受到了欢迎，因为人们认为我们比工党更加亲欧洲一些。我试图强调这一点，暗示我们虽然当时没有能够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但我们"有意"把英格兰银行中的一些储备兑换成了欧洲货币单位--之所以用这种说法，是为了不冒犯下院，因为这一切还未曾宣布。我知道施密特总理强烈要求我们让英镑加入汇率机制，但我对这么做是否明智已经产生了怀疑，而且后来对此更加怀疑。无论如何，正如事情的进展那样，我宣布的英国有意兑换欧洲货币单位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其他人的明显欢迎：像对欧共体的精英们做出其他让步一样，这一让步也很容易就被他们揣进口袋里然后就忘到了脑后。
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让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预算问题上，就必须在第一天提出这一问题，因为联合公报通常都是由官员们连夜拟定，然后在第二天一早进行讨论。因此，在第一天结束之前，负责起草联合公报的人就必须得到相关的指示。事实证明这可不容易做到。午饭期间，我对吉斯卡尔总统谈了我的意见，他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即我们可以早日解决预算问题。然后，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出发，穿过斯特拉斯堡狭窄而又迷人的街道朝都市饭店走去。友好融洽的气氛随处可见。
但复会之后，形势很快就变得非常清楚：不管吉斯卡尔之前曾让我有过什么样的想法，他现在仍然打算按照原来的议程进行。不过我事先也得到了充分的消息，于是便积极地参与有关能源和世界经济的讨论。我指出，英国并没有退缩，仍然决心走出困境，而且我们正在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到当晚6点40分时，我们已经达成决议，在1980～1985年期间，我们能够把欧共体的石油进口量维持在不超过1978年的进口量的水平上。我们同意强调核能源的重要性。我们承诺要继续对抗通货膨胀。我推测，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同意谈一谈关于成员国的经济表现的"收敛性"这一问题（这是欧共体术语的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我们几乎谈到了所有的问题，就是没有我最希望谈的问题--如何处理英国的预算负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