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24日，内阁再次讨论1980～81年度以及之后一直到1983～84年度的公共开支问题。石油价格的上涨，工业国家在来年几乎不会有增长，以及钢铁业的罢工[5]，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也给我们的计划蒙上了阴影。我知道接下来的两年至关重要。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通货膨胀并裁减公共开支，然后，在恢复增长之后，我们将再次转向降低税率和利率。但是，那些"窝囊废"们对我们的政策及其理论依据又发起了猛攻。例如，有人认为在经济衰退时应当允许公共部门借款需求的增加。我们的回应是：当公共部门借款需求上升得过高的时候--这是工党政府的传统，在它执政期间国家债务翻了一倍--事情可就大不一样了。个别大臣也为他们的部门辩解。吉姆·普赖尔对特殊就业措施[6]所做的辩解就很有说服力。我们对此也表示理解，但还是决定必须再次关注正在增长的社会保险预算。
一周之后，内阁再次讨论公共开支问题，这次是集中讨论社会保险问题[7]。出于削减公共开支的考虑，以及解决"为什么要工作"这一问题（也就是说，由于工作和不工作的人收入差别非常小，所以人们缺乏出去工作的动力），我们已经同意要尽快对短期社会救济征税。在中期内，我们决定把这些救济削减5％--失业、疾病、伤亡、孕产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等。所谓的"收入相关补充"（与特定的短期救济一同支付）也将从1981年1月开始减少，并在1982年1月予以取消。我们还决定动用立法手段来对付令人头疼的问题，即对罢工者的家人的补充救济。这种救济不仅数额巨大，而且还在劳资纠纷中改变了雇主和工会领袖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将来，每周12英镑的救济将由罢工者自己缴纳，或者由组织罢工的工会支付。我们最终还就许多种不同的增收节支措施达成了一致，如削减住房开支和"财产服务机构"开支，并把医疗处方收费提高到一英镑。
1980年3月26日，当杰弗里·豪提出他的第二个预算案时[8]，他可以宣布我们已经找到渠道，能够在1980～81年度再节省超过9亿英镑的开支（但是其中一部分被吸纳进了增加的应急储备金中）。总的来说，按现值计算，我们在工党的计划开支的基础上削减了50亿英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绩，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成就。随着经济越来越深陷衰退，新的需求还会出现，其中一些是难以抗拒的，如社会保险和亏损的国有化行业都会要求更高的公共开支。在1979年6月提交给我的一篇论文中，约翰·霍斯金斯的一个比喻让我至今难忘。他说，政府是"试图在山体滑坡的中心地区宿营"。进入1980～81财政年度，情况比预期的更加糟糕，我甚至能听到我们的帐篷在撕裂，地面也在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