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些压力，杰弗里·豪非常坚定地予以抵制。后来到7月份时，他向同事们宣布，他提出的削减65亿英镑开支的建议没有达成一致。他还消除了另外一些误解。大臣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并不是要把开支削减得一干二净，而只是要控制住工党遗留下来的、计划增加的开支，并弥补其他因萧条加剧而不可避免地要增加的开支。
前工党政府宣布的计划将会使1979～80年度的开支在1978～79年度的基础上增加大约二到三个百分点，并在1980～81年度增加大约五个百分点。根据明显错误的假设，经济每年将会增长二到三个百分点，而且乐于做出这种假设的并不只是工党。财政部以往也会制作一份令人着迷的表格，即所谓的"豪猪"。在表格中，对经济增长的预测随着公共开支白皮书中公共开支的增长而增长，看起来就像是豪猪的刺一样。但实际上，经济增长的趋势只是微微上扬而已。以往年度的公共开支计划便是根据这种过度乐观的假设，并通过这种纸面上的表格一年一年地计算出来的。我下决心不在这只"豪猪"身上再加一组刺。
在这种情况下，工党还计划要在1980～81年度再增加50亿英镑的开支，以带动根本未曾发生的增长。此外，公共部门的工资增加幅度预计将达到18％，这将再增加开支45亿英镑，从而使情况进一步恶化。要抵消这些增加的开支，我们就必须寻求更大幅度地削减开支。在1980～81年度，我们必须削减开支65亿英镑，以便把公共部门借款需求压缩到90亿英镑。这个数字本身就已经很高了，但是那些"窝囊废"们还继续在内阁中反对削减开支，并把消息透露给了《卫报》。
直到7月底，内阁才下决心做出必要的决定，而结论也被广泛地泄露出去了。即使如此，我们仍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等到秋季，把全部的数字在秋季决算中公布。我们在前三个月里已经做出了一些艰难的决定，但这些还只是一个开始。
在整个夏季，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8月份，我出席了在卢萨卡召开的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回国后，杰弗里·豪送给我一份经济情况普查表，他非常正确地把形势描述为"不是很乐观"。随着国际衰退的进一步加剧，失业率好像开始上升了。通货膨胀正在加速。英镑升值和较高的工资成本，都使工业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加，也进一步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我们越来越担心工资上涨可能会导致失业和破产。我要求收集并研究有关超额工资奖金的案例--它们会因把商品定价过高以致无人问津而破坏工作机会。
9月份，我们再次回头处理公共开支问题。此时，我们不仅必须公布我们在7月份做出的结论，还要公布1983～84年度的计划。这就意味着要削减更多的开支。这次，我们决定从减少浪费和裁减文官数量着手。我们还同意大幅度提高电和煤气的价格（以前被工党政府人为地压低），并将从1980年10月份开始生效。在通货膨胀的基础上，电价将提高5％，煤气价格提高10％。
1980～81财政年度的公共开支白皮书适时地在11月1日公布了。这些公共开支计划兑现了我们当初的承诺，即为国防、法律和秩序、社会保障（反映了当年的最高养老金等级）提供更多的资源。1980～81年度的公共开支总和还将维持与1979～80年度相同的水平。我们从前工党政府的开支计划中裁减了大约35亿英镑，被人们指责为严酷无情，但实际上这一数字还远不够大。不仅我很清楚这一点，金融市场也很清楚--市场已经在担心货币供应增长过多了。
此时，我们又像是在正在下降的电梯上往上爬。11月5日，杰弗里·豪来见我。货币供应的数字已经远远超过目标，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借款需求和银行贷款都高出了预期。公共部门借款需求受到了两次罢工事件的影响：一次阻碍了电话费的支付，另一次扰乱了增值税的支付。公司都在向银行借款来支付他们难以负担的工资。海外的利率也在上升，而公共开支的数字也像我推测的那样高得让市场难以承受。一次金融危机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在丹尼斯·希利时期，这将可能会引发一个"一揽子财政"或者"微型预算"。我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种方法。更高的利率或者更低的公共开支，不用通过财政需求管理来修修补补，这才是应当做出的正确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