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随心所欲地到政府各个部门视察，但这也在所难免。对我在这些场合能了解的情况，也有着其他方面的限制：特别是当部里的大臣在场时，那些高级文官可能无法畅所欲言。于是，在与伊恩·班克罗夫特子爵商量之后，我和内阁中的同事打了个招呼，然后邀请各部的常务次官在1980年5月6日星期二这一天的晚上来唐宁街10号共进晚餐。到场的一共有23个常务次官，我和罗宾·伊布斯（保守党研究部的领导）、克莱夫·维特摩尔、我的首席私人秘书、大卫·沃尔夫森坐在一张桌子上。
这是我执政生涯中感到最为沮丧的场合之一。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甚至还有观点上的冲突，但是当晚听到的全是报怨和负面的态度，这让我后来再也没有心思举办这样的晚餐会了。那次晚餐会是在我向下院宣布裁减文官数量的前几天举行的，所以有人据此报怨，说是大臣们破坏了文官的"士气"。
我认为在这之后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一种维持原状的愿望。但是在之后的10年里，英国的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将经历转变和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文官队伍不受波及，那只是一个白日梦而已。我宁愿因扭转衰退而导致无序，也不愿安于现状。而且我知道，那些能力更强、更年轻的文官是支持我的。所以，我是出于公平才邀请少数常务次官出席那次晚餐会的。他们和我一样感到震惊，一个个都默不做声。我清醒地认识到，试图改变所有人的态度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鼓励或者任命具体的官员才能取得进展。而这也是我即将采取的方法[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