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短期内有多少困难，我还是下决心要对政府本身开始进行长期的改革。如果我们想把国家更多的人才导入创造财富的私营企业，将不可避免地要裁减公共部门的雇员。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公共部门一直在稳步膨胀，在总工作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2]。与私营部门不同的是，即使在衰退时期，它实际上也倾向于增长；而在经济增长时期，它又维持其规模。简言之，影响外部世界的正常的经济规律对它不起作用。
文官的规模就反映了这一规律。1961年，文官的人数降到了战后的最低值：64万人；而到了1979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73.2万人。必须扭转这种趋势。正如我前文提及的那样，上台执政没几天，我们就冻结了文官的招录，从而帮助节省了大约3％的工资支出。政府各个部门都提出了一系列的特殊理由，以说明这种做法不能适用于他们。但是，这些理由都被一一驳回了。1980年5月13日，我可以把我们削减政府雇员人数的长期目标提交给下院了。当时，政府雇员的总人数已经下降到了70.5万人，而我们还将努力在之后的四年里把这一数字降低到大约63万人。由于每年大约有8万政府雇员退休或者辞职，所以我们不用强制裁减冗员就可以实现目标。事实上，我们也确实能够做到。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也应当为公职人员队伍中那些能力突出的人提供奖励。但事实证明，引入一个好的工资等级体系困难重重。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花费了好几年时间，付出了许多的艰辛。
同样，我从一开始就对政府高层雇员的任命极为关注，因为他们能够影响到整个部门的士气和效率。我决心改变20世纪70年代早期雇员队伍的那种士气，阐明国家期盼的最佳政府雇员是"能对衰退进行有序管理"的人。政府雇员的态度会让国家和政府人员受到轻视，还会造成稀缺人才的浪费。
在唐宁街10号，我的私人办公室里的成员，其能力和精力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为自己的办公室挑选私人秘书时，我通常会亲自与应征者面谈。前来应征的人都是政府雇员队伍中最聪明的年轻男士和女士；他们有雄心壮志，渴望进入政府决策的核心。我希望看到思想活跃、有出色管理能力的人来担任各部门的高级职位。实际上，在我任职期间，我以前的许多私人秘书都升任部门的主管。然而，在所有决定性因素中，能力、干劲和热情是最重要的，而政治忠诚并不是我考虑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