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的样子。
谁知道她怎么看我的呢？尼娜好像认为这些都是我们一起造成的，我们这些把自己关在鲑鱼巷里的人。是我们把厄运搅起来的。
我一直认为我了解安娜。她是老二，是夹在中间的女儿。我觉得她是我和尼娜的混合物，但却没有想到是这么危险的一个混合物。现在我觉得我当时应该能预料得到，我应该说点儿什么，这样也许能够阻止她。
尼娜为我不停的自责而恼怒。“好了，”她说，“安娜过的是她自己的生活。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
也许尼娜说得对。鲑鱼巷发生的事情确实太多了。
鲑鱼巷一直是我们的家。我父亲和妈在太平洋大道边上的一间一居室的小公寓里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对那里的记忆只有路上过往车辆的嘈杂和楼下汤米 ·洪的衣厂里日夜不断的机器轰鸣。我父亲去了澳大利亚之后，妈就到楼下上班去了。她没有任何经验，但汤米 ·洪教她做活儿教得很好。扣眼、锁缝、缝边、轧直线。妈学会了缝纫机所有的技术。我记得当时自己希望她嫁给汤米 ·洪，但向妈求婚的却是利昂。对他来说，从三藩公寓搬过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两只手提箱外加一盒子收音机零部件。
安娜出生后我们搬到了巷子里汤米 ·洪的另一幢房子里。在这里，从房顶上能看到海湾大桥，这是这处房子最好的一点。那些日子利昂经常出海，汤米 ·洪还是经常来。我想
利昂是知道的。
尼娜出生后利昂出海就越来越少了。对他来说那段时间是打零工加谈梦想的日子。他在华金餐馆当厨师，在码头边的水上餐厅打餐馆工，还在城里的一家印刷厂看门。但妈还是对的。利昂干什么都会生出麻烦。
对我们来说，利昂老在身边转是件奇怪的事。一想到汤米·洪和其他的事情，我们对他长期在家心里就不太踏实。我们还是喜欢利昂的老样子：一会儿在家，一会儿又走掉了。
我一口气把那杯参汤喝了下去。杯子放下去的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大。那苦涩的味道在嘴里久久不散。我咂了咂嘴：一支烟、一个果冻，这就是我这一刻想要的东西，能把嘴里的味道赶走的东西。我走到洗碗池旁，把杯子冲干净，然后喝了几口水，可那人参的味道好像愈加扩散了，那苦味儿又一次在嘴里弥漫开来。
“我最好抓紧时间。 ”我说。妈把给梅森的那份汤递到我手上，然后她又说了其他一些事，但我已经开始往客厅里走了。我把包背到肩上，背包的带子把肩膀硌得生疼，我又感觉到了背部肌肉的紧张。我听到妈关切的声音在说着什么。
我摇了摇头，打开了前门：“没什么，我去纽约之前会给你打电话。”但妈还是跟着我下了楼。
楼梯上我听到了孩子们吵闹的声音。外面凉爽的空气非常舒服。有好一会儿，仿佛事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似的。就像
过去的老时光，一到天黑时分每个人就都往家里赶，饥肠辘辘但心情却都不错，都等香气扑鼻的饭菜端上桌来。我把自己的东西扔进车里，钻进车，发动引擎。我摇下车
窗说：“回去吧，外面天冷。 ”妈却还是站在那里。 “上楼吧， ”我感觉自己有一种朝她按喇叭的冲动，但我
说出口的话是，“梅森和我会处理这事。我们会把灯安好。 ”妈点了点头，然后向前探了探身，举起一个小罐子：“是给利昂的吗？”
她的脸像照片一样被框在了汽车的车窗里。我想象着她是如何等到了最后一分钟才轻轻开的口，而这样做是因为害怕我会拒绝她。她知道我讨厌夹在他们两人之间当传话筒。
她又说：“你正好路过他那里。 ”我看了看她那烫过的、乱糟糟的头发，想象着她一个人
走到三藩公寓去敲利昂的门。我试着笑了笑：“没错，妈。”利昂的那罐人参汤让我的手掌、大腿感到一阵温暖。我
把车开到了旅店门口，把车停在了公共汽车的停车站。利昂出去了，于是我把汤留在了李经理的前台。
那一夜，我来得很快，我吻着梅森的凹进去的脖颈，舔着他光滑的耳垂。梅森也兴奋起来，动作急促。这样和梅森在一起，我感到很安全。
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我们的问题纠缠在我们两人之间。
我想要的就是忘记一切。那责备，那沉重地压在身上的恐惧。我想要一种能帮助我忘记一切的仪式，一个忘记一切的仪式。
梅森主动要求帮忙装灯，于是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去了婴儿店。时间还没到八点，但斯托克顿大街两边的卡车都排成了两行，都在卸车：有活鱼、蔬菜、一扇扇的牛肉，还有整只的猪。梅森把卡马拉开到格兰特大街的路边，我们两人都走了进去。梅森把梯子拉到屋子中间，我把灯管从皱巴巴的纸袋里取出来交给梅森；它们轻飘飘地从我的手中飞了出去，像蛋壳一样轻。梅森把它们一根又一根安了上去。一根，两根，三根。
利昂是怎么了？把最容易的一部分剩了下来，然后就这样走掉了？
我打开开关，向上看去。白色的光闪了几下，然后突然亮了起来，照亮了整个天花板，把眼睛刺得发痛，犹如剧烈的头痛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