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在常委会上正发生一场激烈争论。
宋梓南说:“规划中的一百公里市内道路和五十幢大楼必须限期完成。基础设施形不成一个相当的规模,生活环境达不到一个相当的水准,人家就不会上你深圳来投资。”
一个常委领导问:“但问题是,经费从哪儿来,一百公里的市内道路和五十幢大楼啊,中央能不能再给一点钱?”
宋梓南说:“现在就是需要我们去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来筹这个钱。我们找银行贷……”
那个市领导说:“这样做行吗?银行的钱只能用来办工业,是不允许搞基本建设的。”
周副市长答道:“中央制定这个规定的时候还没有特区,还没有改革开放。”
宋梓南说:“我们现在有两种做法,一是等着中央改变这个规定以后再来做我们该做的事。这种做法,对我们个人来说最保险。再一个就是抓紧时机,不等不靠来做我们该做的事。但这么做,有可能就会碰一些黄线。中央要我们尽快把深圳特区建设起来。为了这么一个国家有关部门都已经感觉到它不太合时宜的老规定,我们停顿下来,等待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就会失去一个发展经济的大好历史时机。而小平同志最近以来,一再跟全党强调,如果丢失当前这个发展的历史机遇,我们就要犯最大的错误。”
那个领导说:“但是,如果上头有人真的要跟我们较真起来,他们是可以按这个规定来追究我们的违纪责任的!”
宋梓南立刻沉下脸说道:“如果上头真的要追究起来,这个责任我来负。撤职查办杀头,统统由我来承担!张秘书,请把我这句话正式记录在案。”
常委会结束后,宋梓南把两位副市长请到自己办公室里来研究这个基建资金问题。
他对他们说:“光从银行拿贷款,恐怕还不够。”
常副市长说:“今天常委会结束后,房地产局的龙局长说他有个亲戚在香港做房地产。他们有个做法,不知道我们这儿能不能拿来试一试。卖楼花……”
“卖楼花?什么意思?” 宋梓南问到。
常副市长:“我们这儿多年来的做法是总要等楼建成后,再开始卖楼,回收资金。但他们那儿一般都是出了图纸,开始打地基,就开始卖楼了。”
宋梓南大惑不解地:“那有人买吗?”
常副市长笑道:“只要地段好,性价比高,又有升值空间,就有人买。”
周副市长说:“还有个办法,可以回笼更多的资金。多年来,我们的地都是无偿提供给别人去建楼修路。那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公有的。但现在不是了。使用土地的可能是私人企业主,即便是国有单位,也都实行了经济核算,那凭什么要让他们无偿使用国家土地?”
宋梓南一听,觉得很有道理:“说得对啊。”
常副市长从自己手边的一个公文包里取出一摞纸条:“这些都是有各地各部委以至更高领导签了字的批条,请求咱们深圳无偿拨地给他们在深圳建楼建厂房的报告。今后这样的批条会越来越多。不拿出一个办法,深圳的土地很快就会被这样‘吃’完了。”
宋梓南想了想:“但是……宪法上说得非常清楚,国家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我们连宪法都不管不顾了”
周、常二位不做声了。
第二天一早,周副市长赶到宋梓南的办公室里。一推门,看到宋梓南桌子上放着一本宪法,就笑道:“嘿,研究起宪法来了?怎么样,找到什么破绽没有?有突破它的希望吗?”
宋梓南轻轻地叹了口气,笑道:“怎么可能嘛。这玩意儿是多少个专家琢磨了多长时间才编织起来的,固若金汤。但是……老周啊,我们什么风险都可承受,这个违宪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啊。”
周副市长也叹了声说道:“世界各国,可以说没有一个政府是傻到了像我们这样的,让那么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土地让人无偿使用。或者说糊涂混乱到我们这个程度,只凭行政长官的一个签字就可以让人把土地无偿地拿走去使用。”
宋梓南说:“是的是的,我昨晚想了整整一夜,把土地变成商品,让它进入市场,是当前杜绝这许多弊病的唯一途径。可是卖地,会把我们送到违宪的被告席上……”
周副市长忽然站了起来:“如果我们不说卖,只说租呢?我们收租金。”
宋梓南怔怔地想了想:“深圳市委市政府收地租,你觉得行吗?在中国谁才收地租?地主老财刘文彩恶霸地主黄世仁啊。”
一天早上,唐惠年正在自家的阳台上随着音乐做早操。
有人敲门。唐惠年拿起毛巾,一边擦着汗,一边过去打开房门。让他十分意外的是,门外站着的居然是市委书记宋梓南。唐惠年连声叫道:“哎呀呀呀,怎么会是您呢?快请进快请进!”
于是他又忙着去沏茶。
宋梓南说:“我昨晚一夜没睡着……”
“又想让我写什么内参?”唐惠年一边说,一边拿眼角的余光在自己家各个角落里四下溜睃。他总还是有点不甘心,总想为书记找出点能喝的东西来。
宋梓南摇摇头说:“写啥内参哦,就是想到你这儿来坐一会儿……”
唐惠年仍然满腹疑虑地打量着宋梓南。
宋梓南长叹一声:“一夜未眠……惠年老弟,就是想来跟你这个中央党报的大记者随便聊聊啊……”
唐惠年谨慎地探问道:“有啥烦心事了?”
宋梓南长叹一声:“当书记的也不容易啊……许多话是没法跟身边人说的……许多话只能憋在心里……有啥烦心事?天天都有啊。说不完道不尽的烦心事啊。还不能随便跟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