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建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传来淮南、衡山准备谋反的信息。刘建的反应远逊其父。七国之乱爆发后，刘非主动向父亲景帝请求领兵平叛。刘建获知两位堂叔祖的谋反之举后，最为担心的是，一旦淮南、衡山起兵就可能首先吞并江都国，为图自保就开始积极准备。
刘建任命王后的父亲胡应为将军，尊称善于骑射的中大夫疾为灵武君。除此人事安排之外，刘建命人制作了天子专用的黄色车顶“黄屋盖”，刻制皇帝玉玺，铸造将军、都尉金银印章，汉使节二十余，绶带千余件，并且做好军官品员、拜爵封侯的赏赐准备，还大肆收集天下地图。
如此看来，刘建的志向似乎并不限于天下大乱之时保全国土，实在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考虑到刘建曾和江都国郎中令谈到，要是朝廷派使者查办我，我绝不会束手就擒，那这造反的意图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值得一提的是，本朝诸侯王谋反，且不论其军事部署、人事安排，千篇一律的行动都是首先制作皇帝玉玺和百官印绶。而刘建甚至已经做出夺取天下后封赏功臣的准备，其自信与志在必得实属罕见。
然而，刘建唯一具体的造反部署在于，派遣使节亲赴越国联合越王，互赠礼物，约定将来起兵之时互相帮助。就是这个时候，淮南王谋反案、衡山王谋反案先后暴露，审理过程中牵扯出了刘建。
刘建靠着破费大量金钱躲过这一劫，这正是张汤遗憾的地方。即使武帝可以容忍侄子年少妄为、行为不检，但是武帝绝无可能容忍任何人觊觎帝位，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将刘建置于死地实在令张汤惋惜。
观察刘建的所作所为和言行，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安全感，但是他的才智又远难达到起兵造反的水准。一个材质平平而又图谋不轨的诸侯王所能够做出的一切举动，除去给帝国带来处决他的更多理由之外没有其他。刘建公开宣称，自己虽然是诸侯王，但皇帝逮捕的诏书却有可能随时来到，如此担惊受怕的生活实在没有乐趣，大丈夫不能坐以待毙，要做常人所不及之事。刘建和他的堂叔祖刘安一样，造反永远停留在口头和铸造印玺的阶段，最为常见的举动，也不过就是佩戴景帝赐予其父的将军印章、天子旌旗出行国内。
武帝终于不再宽容，朝廷派遣丞相长史和江都国相会同审理刘建，结果发现了兵器、印章、玉玺等谋反证据，于是他们奏请逮捕诛杀。武帝要求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吏和博士讨论，拟定罪名后上奏。议论的结果是：“建失臣子道，积久，辄蒙不忍，遂谋反逆。所行无道，虽桀、纣恶不至于此。天诛所不赦，当以谋反法诛。”
这就是武帝派遣宗正和廷尉张汤赴江都国的目的，捕杀刘建。刘建选择自杀，王后成光被弃市，江都国收归朝廷为广陵郡。刘建对帝国的唯一建设性贡献，是他的女儿刘细君作为大汉和亲公主远嫁乌孙王。江都国成为历史，不知曾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的大儒董仲舒会作何感想。我们知道廷尉张汤经常奉武帝之命赴董仲舒家中问政，想来他们还是会或多或少谈到两代江都王。不过，这一次张汤杀死董仲舒弟子的儿子，下一次他将直接杀死董仲舒的弟子，那个人叫徐偃。
张汤初次审理如此重大的案件，就波及泛滥至此。如果对两案涉及范围的规模尚无具体而感性的认识，不妨再做一个简单的推算。《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前文已言哀帝建平二年（前5）帝国共有十三万二百八十五（130285）名吏员，取最小值二万人算，两案也打掉本朝的官吏。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被处决的高阶官吏数量也极为庞大。
穷治三王之狱，张汤几乎不曾遭到像样的抵抗，这标志着帝国在酷吏的直接策划和参与下最终解决了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自高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以来一以贯之的削藩政策，在武帝朝最后完成。
景帝采用晁错的计策，为朝廷取得了对诸侯国的绝对优势。武帝朝强化了《左官律》、《阿党法》和《附益法》{20}。第一项法令规定诸侯国官吏地位、俸禄低于朝廷官吏以打击士人出仕诸侯国的意愿；第二项法令规定诸侯国国相、中尉等官吏如若不能及时发觉诸侯王谋逆、不法情事上报朝廷视同阿附诸侯王，一体治罪；第三项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为诸侯王谋取经济、政治上的过多利益。三项法令全面限制住诸侯王的势力。
元朔二年（前127）春正月，武帝又颁布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再用自己的封国土地分封其他子弟建立侯国{21}。于是城阳国分出五十四个侯国，赵国分出三十五个，河间国分出二十三个，甾川国分出二十一个，鲁国分出二十个，这些侯国直属于汉郡而不再归诸侯国管辖，王国势力随封地越减越小{22}。
这一切，构成穷治三王之狱能够如此轻而易举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