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男主持人在《今日》的晨间直播台上同坐了十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了这个称呼。十年！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称谓似乎不值一提，但在1974年，这可是个突破。这个称谓并没带来别的什么，我没有加薪，也没有换到更大的办公室，在节目上也没有更多发言。但是媒体注意到了。《新闻周刊》甚至认为这个新称谓值得做一期封面报道：《芭芭拉·沃尔特斯 清晨的明星》。他们说我提的问题是“电视行业里最尖锐的，就像包裹着安哥拉羊毛的杀伤力极强的达姆子弹”，我喜欢这个说法。
我生活中唯一真正的不同就是弗兰克·麦吉不在了，镜头之外的紧张气氛也烟消云散。我可以在纽约演播室里自由地采访嘉宾，并且问所有的问题。当然，我不会那样做。吉姆·哈茨跟我合作得很愉快。
《今日》栏目里又走了一个人：弗兰克·布莱尔，二十一年的新闻主播。如果说他的离去让我十分难过，那不是真话。那时他的酗酒问题已经很严重，人变得十分尖酸刻薄。他的名声也有点问题。弗兰克是个英俊的男人，尽管早就结了婚，他还是不断地在节目里吹嘘他的猎艳成绩，甚至说到了我头上，他是栏目组里唯一一个向我大献殷勤的人。不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们早已和平相处。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小伙子接替了弗兰克，他名叫卢·伍德，于是《今日》的团队变成了吉姆·哈茨，吉恩·沙利特，卢，还有我。
我依然是大量时间待在华盛顿，结果证明这是相当有帮助的。在众多大使中，和我十分友好的是埃及大使阿什拉夫·高堡，他聪明又迷人，他的夫人阿玛尔·埃默也一样。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夜晚。.年后，高堡大使将在埃及和以色列的戴维营和平协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1974年，还看不出这两个国家之间有任何趋向和平的迹象。
1973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突然爆发战争，以色列举国震惊，而我的朋友莫夏·达扬仕途受阻。日内瓦正准备召开中东和平会议，空气中充满审慎的乐观气氛。多次采访过以色列领导人之后，我极度渴望采访他们的穆斯林对头，也是官方的敌人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我将想法透露给高堡大使，1974年夏天，埃及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米访问华盛顿，大使将这个想法转告给了他。通过高堡大使，我先采访了这位外交部长（当萨达特踏上历史性的旅途，前往耶.撒冷进行和平会谈的时候，他选择了辞职，而不是陪伴在总统身旁）。他为人很热诚，采访结束后，他专心地听取了我的请求，我想请他帮忙安排一次对萨达特总统的专访。
“美国人一点儿都不了解萨达特总统，所以怕他，也害怕你们的国家，”我对部长说，“如果贵国总统考虑接受任何采访的话，《今日》就是最好的选择。麻烦你问问他，我是否可以去开罗采访他。请让我把总统介绍给美国人民吧。”
几周过后，让我至为欣喜的是，从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萨达特对我开了绿灯。不过，只能算是“一半”绿灯。高堡大使告诉我，他们很欢迎我到开罗，但是萨达特总统并未承诺一定会接受采访。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萨达特觉得我还不错，那我就能得到机会。
我立即前往开罗，同时我心里盘算着一个秘密计划。我喜欢在华盛顿认识的埃及人，我也喜欢在以色列和华盛顿认识的以色列人。对我来说，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强势、聪明、骄傲。然而，由于这两个国家总是处在战争状态，他们彼此之间甚至不能说话。埃及不承认以色列的建国，因此以色列政府对于他们来说也就不存在。在前往开罗的埃及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我发现他们的地图上甚至都没有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