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的话，苏轼的这层体会正可以解释《贞观政要》的这则轶闻：唐太宗此刻表现出来的似乎正是"平易正直"的一面，如果当真浩浩荡荡地搞一部文集出来，岂不是会让苏轼那样的知识分子们偷偷笑话么？唐太宗把话说得坦白，还真不是假谦虚，就这样，邓隆的马屁提案竟然未获批准，贞观年间的考研大军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以儒家的眼光来看，唐太宗这番表态可以说是"以德治国"的一种体现，而有趣的是，欧阳修他们在修《新唐书》的时候还真就没有收录什么皇帝的诏令，把"本纪"部分搞得很是简洁，后来章学诚还为这事挑了一回大指，夸欧阳修他们深得《春秋》的笔削精髓，比司马迁和班固做得都好。看来，领袖治国在德而不在文，这倒真是很多人的共识。可是，儒家翻来覆去念叨这个"德"字，而这个"德"到底包含哪些内容，这其实是相当含混的。举个例子来说，司马光曾经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具体谈过这个问题，说君主之"德"包含三类内容，它们分别是：仁、明、武。
"仁"，近似于我们一般理解的"德"，强调一种教化型的政治作风；"明"意味着有明智的脑瓜，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蛋，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武"并不是穷兵黩武的意思，而是说君主要有良好的判断能力，当十个参谋官贡献了十条意见的时候知道该选哪一个。谁都知道这道理不错，可这种说法却怎么看怎么都像格斗中的第一金科玉律：一定要打倒对手，一定不能被对手打倒。^_^
现在一些问题就比较明确了：难道儒家的"德"就仅仅是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吗？
当然不是。
难道"德"就全是讲教育、讲感化吗？
当然也不是。
具体看看董仲舒，这样一位官学泰斗，难道就只是在书斋里边闷着头搞教学和著述吗？
当然更不是。
我们叙述的时间顺序是从后向前的，就从老董的晚年说起好了。
不，不该称呼"老董"，而该恭恭敬敬称他一声"董老"。话说董老辛辛苦苦一辈子，终于光荣离休了，可离休了也闲不下来，朝廷每有大事争议不下的时候，就派张汤到董宅找董老来讨主意。张汤其人我们前边已经见过，是汉代风光一时的大法官，而大法官频繁地去找大儒者讨主意，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了。
主意讨来讨去，少说也讨了好几百回了，就连叫化子讨饭都没有这么腻人的。董老给的主意虽然都是就事论事，可人们对这些意见回头再一捉摸，发觉其中句句都是金玉良言。于是，这些主意最后被汇集成书，一共收录了二百多条但这可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儒家学问书，而是一部法典，题目叫做《春秋决狱》。顾名思义，书的内容是以"春秋大义"来裁断疑难案件的。
看，儒家大师贡献法律判例。而更有甚者的是，有人认为《春秋》一书根本就是孔夫子的法律专著，比如明代黄正宪《春秋翼附》，作者的大哥在序言里就这么说："《春秋》，吾夫子刑书也。"
咱们想想，像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学术水平绝对不在董仲舒之下，但是让这两位去参与判案和制订法典，恐怕谁都会觉得荒诞吧？
那么，董仲舒又是怎么给大法官支招的呢？所谓《春秋决狱》，又是怎么以《春秋》的内容来作判案依据的呢？咱们来看一个例子：
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之。甲当何论？
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guo3）蠃（luo3）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
诏：不当坐。
这段文字可以让大家体会一下当时法律文书的行文风格。我们现代人学习传统文化，大多都是去读唐诗宋词、骈散名文，却对古代实用体裁的东西了解不多。而实际上，这种实用类的东西在当时可比诗词歌赋重要太多了。作为意识形态根基的学术典籍自然就更重要了，要知道，诗词歌赋多是抒发一些闲情逸致，至多也就是发发忧国忧民的感慨，在名利之途上有时也能赶上以诗取士的好日子，而儒家典籍却不一样：小可以安身立命，大可以安邦定国，这才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