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电脑系列”也会在我的记忆中占据如此庞大的内存，可见现代人没有电脑就无法思考的现实性与严重性。
一
回想起刚上大学的时候，计算机应用还是必修课程之一，学习内容包括开机关机、中文输入、DOS命令、收发电子邮件等等，但实际上整一学期大部分的上机时间，我们都是在练习打字。当时比较流行的输入方法是“智能全拼”，而我对它也是不离不弃，忠心耿耿地用了好多年，最高境界时可以记住每个发音前三页的汉字分布概况。然而，硕士以后，经不住友人的一再推荐，终于启用了“清华紫光”。
大一时电脑是教室里的打字机，与我们的生活相隔颇远。我们的每份作业，都还是写在北大特制的论文纸上，每到期末，捧着厚厚一沓，极有成就感。由于作业是“纯手工”的，不存在“备份”的概念，所以大部分老师在批阅之后，都会将论文返还，我们也就可以看到红色的圈圈点点，直线、波浪线，问号、感叹号。想想当时设备虽然落后，但比起现在往老师指定的邮箱交作业，交完就像泥牛入海，总是有趣许多。
大二回到燕园，有专门的计算中心可供上网。听说有迷上游戏的男生终日在那里食宿，我却很少去光顾。之后的记忆出现了断层，已记不清是哪位教授率先规定必须上交电子文本的作业，且引来不小的震动，反正大三暑假当我拥有自己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时，身边的男女似乎都已沉溺于指尖在键盘上游走的快乐而不自知了。当然，与现在图书馆里几乎人手一台笔记本的状况相比，当时一个宿舍共用一个或几个台式机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二
说来惭愧，自从弃钢笔从电脑，搜索、复制、粘贴、编辑就成了我们乐此不疲的工作，记得我就曾同时打开五六个窗口为一夜完成“马政经”的十几篇作业而努力奋斗。网络帮助我们对付了很多无趣的论题，却也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很多穿梭于北大图书馆的权利。
对于学生而言，除了写作业，电脑至少还有两大功能，一是玩游戏，二是看电影。无论是本科还是硕士，我和我的室友们都没有与游戏擦出什么火花。记得唯一在对屋强烈推荐下玩得投入的一次，是少女梦幻型的“心跳回忆”（大概是这个名字吧），且当时是全屋总动员，你玩一段我玩一段，勉勉强强用各自的空余时间将这一热情延续了几天。
不会玩游戏的人大概是属于懒且笨的吧，但我们屋更大的兴趣确实在于看电影。最早的时候，宿舍里还没有网络，网上下载这么前卫的办法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想看电影，只有租碟。相信当时学校里曾有好几个颇有经商头脑的学生单凭出租光碟这一营生就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记得我们楼也有一屋是可以租碟的，主营的那个女生住在上铺，硬邦邦黑糊糊的塑料盒装的影碟，密密麻麻堆了一墙。与那么多世界名片同眠的感觉至今想象不出，但每个周末可以去那里翻阅影片目录的快乐与期待，却记忆犹新。
关于影片目录，经典做法是海报似的贴在墙头，让寻找的人一目了然。至于陆续新增的电影，则用各色钢笔反复添加在几页斑驳、褶皱、被无数人翻到破烂的白纸上。当然更多的时候，只要报上影片名字，出租者就会立即告诉你有没有或什么时候才有。那个时候，我们班男女生住得很远，去男生楼借碟，倒也成了串门的一大理由。
刚入大学，大多数学生都处于恶补名片的阶段，看的多是《乱世佳人》这一级别的电影。当时，日本片《情书》似乎流传甚广，其余的若真要罗列，似乎就有时空交错、无法触及的迷乱。
硕士时的记忆比较清晰，午休时间端着饭碗在这屋那屋门口看看《老友记》之类，是相当惬意的事情。肥皂剧当然有肥皂剧的好处，随来随看，随看随走，无须拘泥于开头，不用执著于结尾，搞笑的场景无论看几遍都一样搞笑，感动的对白无论听几遍都一样感动。那时，我们曾误以为自己的大学生活会像那絮絮叨叨的剧情一样没完没了，但事实上，即便是共同走过十季的六个人，也会有互道再见的一天。硕士毕业以后，我买了一整套《老友记》的DVD，五颜六色十个盒子，堆放在那里很久，竟再也没有勇气打开。至今我对第十季还是一无所知，这样也好，就让那亲密无间的六个人在我心里一直走下去吧。
三
“北大是个做什么生意都挣钱的地方。”每次在燕园里穿行，我都忍不住这么想。当然，所有生意中，打印、复印这一行又是最好做的。几平方米的空间，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复印机就可以白手起家了。以前，博实前的店铺之间，邮局的入口，三十楼外电话亭一样的小屋里，都成天挤满了复印笔记、复印打印论文、简历的学生。随到随印的机会是很少的，一般都得预约一两个小时的“取货”时间，如果是印书，就得隔夜了。
最早的时候，打印A4一页得一块钱，所以当时为了省钱还尽量把论文编辑成满版。现在打印一页已降到一毛钱甚至更低，真是完全体现了市场竞争的好处。据我所知，目前北大最贵但质量最好的打印室位于东门环境学院一层，同样是A4，那里会提供不同纸张不同价格的不同选择。我的硕士论文是在新闻与传播学院一层的打印室印的，当时那里新开张，过往的人不多，恰巧又对着我们学院的研究基地，所以径直过去便印了，倒也省却了“货比三家”的烦恼。
关于印书，最贵在北京图书馆，其次是北大图书馆，而北大馆里各个阅览室的价格又是不同且浮动的。比较夸张的是库本阅览室，有一段时间还实行“二次收费”，即在馆里指定的复印室交完复印费用后，在归还之前，还得按复印页数缴费给库本室。当时总有一位图书管理员在库本室门口从事数数的工作，想想也颇为滑稽。
四
虽然现在已经更新换代到了无线网络，在北大图书馆里使用笔记本，还是不太方便。其根本原因在于，电脑包是不可以带进阅览室的，笔记本、鼠标、电源、手机、钱包、茶杯、本子、钢笔乃至面巾纸，所有的东西都得端来端去。更不便的是，存包的铁格子，被设计成弹簧门的样式，令人恨不得能多出一只手来扶住随时反弹的铁皮盖子。
事实上，笔记本刚在馆里崭露头角的时候，电脑包是很受优待的——只要装着电脑，就可以破例带入阅览室。后来，管理员也懒得一一检查，凡是黑色的电脑包（其实也不一定装着电脑），都被默许入馆。当时我用的康柏全内置，单电脑本身就五六斤重，加上厚重的电脑包，简直是举步维艰，所以就拜托母亲给量身订制了一个尼龙包。这个包轻则轻矣，但却不便，每次出入阅览室都遭到盘问——“同学，你这个不是电脑包。”极其郁闷。总觉得这个北大第一个性电脑包受到了歧视。什么是电脑包？电脑包的得名在于它装电脑而不是长成某种样子。用我们的专业来说，这是管理活动的典型病症之一——管理手段与管理目标发生了置换。当时一度暗下决心，若有登上讲台的机会，必然要将这个电脑包的故事当做最有杀伤力的教学案例。
随着笔记本电脑的普及，电脑包也风光不再，到我留学回国之时，图书馆已回复到“阅览室一律不准带包入内”的状态。在电脑包的问题上喋喋不休，自觉有失风度，不过想想越小越落后的超市越不准带包入内，北大的这种做法还是挺小家子气的。
五
仿佛一夜之间，燕园的银杏就落了一半，而将落未落的那些，也已悄然变成了翻卷的黄褐色。校外的车子终于不能再随意进出校园，一路清静了许多。图书馆一层新开了一个山东古代拓片的展览。刚开幕的时候有位老者致辞，不知是哪个学院的教授，人太多，没有挤到前排，只听到类似“很荣幸”、“很激动”的几句话。
远未到期末，阅览室里人很少，自习的地方倒是座无虚席，一半在摆弄笔记本，一半则在为考托考G奋力搏杀。
刚入北大的时候，很喜欢一篇名为《北大是泉水，清华是岩浆》的文章，但是现在想来，北大与清华，实在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的差别。一个是泉水，一个是岩浆；一个是雅典，一个是斯巴达；一个是寂寞的先知，一个是坚定的领袖——刻意的对比足以令双方交相辉映，也足以把所有的遗憾转为浪漫。
虽然不知道牛津与剑桥一年一度的划船比赛是怎样一种盛典，北大与清华之间的赛艇对抗赛，却真的很少令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