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侬问阿拉有多大？告诉侬，那年阿拉小学才毕业，整整十五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童工保护条例》……”
昆明五华中学陈明忠：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开火车，牵引一列长龙般的车厢，在铁路上风驰电掣。想想看，那该多神气！‘文化大革命’时正好赶上初中毕业，砸碎旧的教育制度，大造反，大串联，炮轰火烧，想干什么干什么，别提有多痛快。可是一九六八年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家全傻了眼，原来造反造来造去，反而连农民都不如。没办法，铁路中专是考不成了，只好乖乖打被盖去边疆。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临下乡在街上碰到一个小学同学，外号叫耳朵。耳朵小时候跟人打架，把耳朵拉掉一只，所以总爱戴顶护耳帽遮丑。耳朵没考上初中，在街道办事处当了几年社会青年，就分配到铁路上跑车。虽然不是开火车，可是穿上那身铁路制服，居然也神气十足。耳朵老远跟我打招呼：咱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往后蹭火车不用打票，包在哥们身上！把我给气得扭头就走。那小子还追着嚷嚷：别走啊哥们，啥时空了来铁路上聊聊……“咱们有什么过错？不就白念了三年初中么？不读书的成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读书的反而要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这是哪门子王法？×他妈，真叫人想不通！
“想不通也得下乡，只好怨自己生不逢时，怨知识分子晦气。没想到一去就是十年！×他妈，青春也就耽误了，腰也坏了。回到城里，人家却拿咱们当废物，要文凭没文凭，要技术没技术……“你问我现在干什么？奶管站刷牛奶瓶。工作不累，一月工资带奖金能拿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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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初春，料峭的寒意尚未退去，天府之国的四川又拉开一年一度大下乡的序幕。
这次动员对象是“文化大革命”培养的首批初中生。这些学生大多在一九六九年春季入学，两年学制共学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和数量惊人的学工、学农、学军课。然后就完成了从一张白纸到知识分子的转变，符合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条件。这些被时代造就的“知识青年”，他们没有学过划分句子成分，不懂一元二次方程，不知化学元素周期表和牛顿定律为何物，他们最拿手的节目是唱语录歌和一遍又一遍背诵《老三篇》。
我不愿意重复那个令人心酸的事实，因为共和国的苦难不仅仅造就了一代“文盲”与“科盲”。作为一个有幸经历了那个荒唐时代的六九届初中生，我将以我扭曲的灵魂发誓：我们的后代将不再重复曾经在他们父母身上发生的那种历史悲剧。
——愚昧与无知到此为止。
成都市西城区中学特级教师林文章：
“当时教师都说不起话，学校有工宣队、军宣队，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宣队宣布：每个老师必须做三十个学生的思想工作，哪个学生不到边疆就要由老师负责任。换言之，工作没有做好就是思想有问题，就是对上山下乡不满。你想想，那是什么年代，说错一句话可以判十年刑，对最高指示不满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所以每个老师人人自危如履薄冰，想方设法劝说学生去支边，甚至不惜以谎言相欺骗……“后来我参加护送团护送学生到云南，路上整整走了十天，才来到一个与缅甸交界的坝子，叫勐川。那地方几乎没有人烟，一眼望去，除了山还是山。看着那些十六七岁的学生就要留在这里生活，心里像刀割一样，比自己流放还要难受……”
林老师今年六十一岁，已经退休，过着安宁的晚年生活。他为自己终于不用再对学生撒谎而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