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空洞的大脑就是在穷途末路的时候突然爆发出灵感的火花的。我想起一个叫曾焰的女作家，从前也是云南知青，在边疆插队。她现居台北，我们是朋友，互通书信长达数年，但是从未谋面，没有通过电话。我是从曾焰的小说中认识她的，知道她曾经在金三角流浪达十二年，到过许多著名地方包括美斯乐和满星叠。金三角很大，像大海，一个人的命运很渺小，像小舟，或者随波逐流的稻草，我所以想起曾焰来，是因为她在金三角的职业是教师，教过许多年书。我对这位主人是否认识或者听说过曾焰不敢寄予希望，但是不管怎么说，曾焰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我别无选择，只好紧紧抓住它。
我说出曾焰的名字。
我看见他粗壮的身体动了动，像一堵结实的大门受到猛烈撞击。他盯着我，嘴张得很大，一脸困惑的表情。但是很快他就高兴起来，眼睛发亮，那张多肉而令人生畏的脸也因此变得柔和起来。他像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放声大笑，中气灌得很足。他说：“哈哈，哈哈哈，是她呀——曾焰！我的老师，作家！……我为哪样不记得她呢？整整六年！我老爹把我们兄弟五人寄放在学校她家里念书，真是难得啊！……说实话，我今天还能认几个汉字，写几个汉字，都是曾老师教育的结果啊。”
我的心先是紧张地一抖，随即落回原处，快乐地大跳起来。
感谢命运！多年来，当我与曾焰隔着海峡海阔天空，在书信里架起思想和友谊的桥梁，我从未想到这位同龄人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充当我命运的领路人，帮助我获得打开金三角大门的金钥匙。一个共同的朋友就像一根导线，将绝缘的电流接通。
主人主动隔着桌子伸过手来，我们的手终于跨越千里握在一起。
闸门打开，积蓄的洪水倾泻而出。接下来我提出深入金三角采访的要求，丰先生（这时我知道他姓丰）亮出他的底牌：他算得上土生土长的金三角人，国民党残军第三代，从小当兵打仗，给大毒枭坤沙当过副官。他父亲为原国民党残军第五军三十师上校师长（不是将军），现为美斯乐自治会会长。丰先生告诉我，自民国三十八年（1949）以来，在金三角已经自发形成数以百计的汉人难民村，栖息、繁衍着数百万没有国籍的中国难民。
丰先生对我说，他此生的最大心愿是办好两件事；一件是为中国难民解决国籍问题，因为他们多数人至今没有国籍。另一件就是办学校。“……哪怕今后把财产变卖了，也要回金三角办学校，让我们汉人后代有机会受教育。”丰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表情沉重。
我却像挨了一颗炸弹。
金三角！数百万……中国难民！丰先生千真万确是这样对我说的。我理解难民的含义，是指新中国成立时逃过国境的原国民党军队以及其他各种人员，这个庞大数字像核辐射一样灼伤我，它大大超越我的想象力，把我变成一个目瞪口呆的傻子。
民国三十八年（1949）至今已经半个世纪，这些中国难民部落在金三角这片蛮荒之地怎样生存？怎样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同金三角其他民族是什么关系？他们在金三角这个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扮演着什么角色？……
我的情绪随即变得亢奋起来，我觉得自己像个幸运的探宝者，远远看见星空之下的大地上躺着许多迷人的历史碎片，碎片闪烁着令人眩晕的神秘光斑，我相信为数众多的宝藏还隐藏在厚厚的夜幕和迷雾后面。一想到令人陶醉的成功景象我就心跳气促。我坚定地对丰先生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错过许多彼此认识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条件成熟了，我明确表达我将在近期内采访金三角的愿望和信心。
告别时暴风雨已经过去，夜空中还在洒落稀疏小雨。丰先生亲自开车送我，他表示愿对我今后采访提供必要的帮助，至于哪些帮助他没有细说。
回到下榻的宾馆已是次日凌晨，几位朋友竟没有睡，正为我通宵不归着急，此情此景令我心里感动了好一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