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一民紧紧抿住嘴巴。等他们喊够了,声音弱下去了,才又说道:
“各位同学,各位乡亲们,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但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得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争取拿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来。这样吧,你们让我过去,我跟刘书记和万市长商量商量。不然,再这么僵持下去,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欧阳一民的话说得婉转有力,不温不火。但学生和家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他们乱嚷嚷地吵着要市委和市政府给个说法儿。所谓市委市政府的说法儿,实际上就是要求书记刘定国和市长万长卿答应给他们解决工作。像这样的事情,显然不是一个副市长能说了算的。
这时,雎阳师专的部分老师陆陆续续赶来了,个别学生的亲属也来了,气氛有些松动。协商了近两个小时,学生们同意放刘定国和万长卿回办公室,但条件是,市委市政府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给出一个肯定的能让他们满意的答复。
已经是午饭时间了。李文韬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学生以及家长们分发矿泉水和方便面。这帮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他们大都席地而坐,有的甚至带来了草席和铺盖,准备打持久战。
市委书记刘定国回到办公室,把教育局长骂了个狗血喷头。
刘定国厉声说,要你这个局长有什么用?连这么点儿小事都处理不好,怎么着,不想干了是吧,嗯?不想干了早说,等着当局长的人多的是……幸亏教育部专家团还没来,否则,乱子就出大了,真要是那样,我看你这个局长难辞其咎。
教育局长不敢吭声。他偷眼看了看,刘定国和万长卿都黑着一张脸。
“这么大规模的上访,有组织有计划,你们竟然连一点儿风声都没有听到?市委市政府怎么安排的,严防死守,就得跟防洪水猛兽一样防着这些上访户……怎么着,当耳旁风了是吧?还是你们教育系统故意纵容他们来闹事?”
刘定国越说越气,顺手抓起办公桌上的一只茶杯砸向了教育局长。好在教育局长反应快,头一偏,没砸上,茶杯砸在墙上,“哗啦”一声碎了。教育局长的动作很笨拙,显得特逗,李文韬想笑,憋了好大的劲儿才没有笑出来。其他常委和市长万长卿、副市长欧阳一民都崩着个脸,很严肃地坐在沙发上。李文韬心想,自己还是没有修炼到家,像这种场合,有什么好笑的,一点儿都不好笑嘛,就应该和其他人一样,正襟危坐,面无表情。
“还有你,你,”刘定国一指雎阳师专的校长,“你们怎么搞的?培养的什么学生?就这样的素质?一群泼妇嘛。真把他们安排到教师岗位上去,还能指望他们教书育人?”
让一帮小姑娘抱着大腿在市委大门口站了一早上,刘定国哪个气啊,就像一座火山,找不到合适的喷发口。
雎阳师专的校长嘴上没言语,心里却不住嘀咕:前任校长拉的稀,关自己屁事?招那么多自费生,还不是市上提出“不给经费只给政策”, 还不是财政太过紧张,拨不出钱造成的吗?
刘定国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发火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如果发火能够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刘定国内心积攒的怒火,足可以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烧成灰烬。他静了静气,对着市长万长卿说:
“长卿同志,你有什么看法?”
万长卿蹙了蹙眉头。他也是一肚子的火。作为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他和刘定国一样,不希望自己的治下出现什么不安定因素。他很清楚,当官的,尤其是像他和刘定国这个位置的官员,你不一定得有政绩,但你一定得让你的地盘足够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不能出任何乱子,否则,一旦出现什么不可收拾的乱子,你再有政绩,对不起,先把你拿下来再说——你是主要领导,你不负责任谁负责任?这些未就业学生和家长群体上访、围堵市委,不是什么好兆头,何况还在教育部专家团即将前来验收雎阳师专的关键时刻。这件事怎么处理,的确让他头疼,总不能答应学生们的要求,把他们挨个儿都安排了吧?单不说未就业学生人数太多,达数百名之众,而且,就市直机关部委局和下辖区县各单位人员编制的实际情况来看,几乎没有不超编的单位,就那个衢水县,去年双规了个局长,他那个局连领导职数算在内,只有13个编制,上班的人却有58个,这还不算,另有七八个背景深厚的工作人员关系挂在那儿,没有上班,在外面跑生意……也就是说,该局实际在岗人数是编制数的4倍还要多。超编人员给市直和各区县的财政状况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单就工资这一块儿,就已经让各级财政不堪重负、捉襟见肘,还哪有钱搞什么建设搞什么发展?还动不动要响应上面的要求,超常规发展。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谁让我们人多呢,都得吃饭是吧,就像那些未就业学生,他们当初读高价生,为的就是找一个饭碗,要求并不高,但是,摆在市委市政府面前,就是天大的难题,一旦处理不恰当,未就业学生和家长们不答应不说,弄不好,自个的官帽子也得让他们给折腾丢了。但是,怎么样才能让这些未就业学生和家长们满意,而又不让市委市政府为难呢?有这样一个办法吗?似乎没有。什么叫二难选择,这就是二难选择,非此即彼,压根儿就没有第三种可能。
市政府这边,市长万长卿向来比较倚重常务副市长欧阳一民,他说:“让一民同志谈谈他的看法吧。”
欧阳一民说:“现在问题的焦点在于,家长和学生们始终认为,他们当初是交了高费的,既然交了高费,学校就应该包分配工作。当然,那时候国家的政策还是属于统分统配的形式,如果政策不变化,这些学生的就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政策变了,考试是一道大门槛,他们又都是中专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他们考不上岗位,心里自然不平衡。”
教育局长接过话头,说:“对对对,欧阳市长分析的有道理。他们也到教育局闹过好多次,但我们有什么办法?政策是国家定的,过渡期间允许中专生连续三年参加公开招考,三年之内考不上,想再参加招考就得有大专学历——我们总不能置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吧?”
雎阳师专的校长也说:“家长和学生们都认为是我们学校骗了他们,对,我们是收了高费,但那不是他们分数太低,上不了线吗?我们又不是一级政府机构,哪儿来的权力给他们安排工作?”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欧阳一民接着说,“家长和学生们认为学校骗了他们,收了高价,就得包分配工作,但是,对学校来说,他们的权限只是负责学生能不能顺利毕业,也就是说,师专所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承诺让这些学生顺利地拿到毕业证,拥有就业的资格,至于究竟能不能就业,怎么就业,师专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对这个做出什么承诺。”
欧阳市长的这番话说到了师专校长的心坎上,他频频点头,说欧阳市长说的对,分析得有道理。
万长卿用指头点着他说:“别以为一民同志替你们说话,就推得一干二净。你说说看,你们当初招生,宣传上就没有打过擦边球,没有给学生承诺过什么?”
师专校长心里当然清楚,当初招生的时候,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写什么包分配之类的话,但当时的政策形势,肯定让学校在这件事情上含糊其辞,导致家长和学生们误以为只要交了钱上了学,毕业就能分配工作。他只好说:
“这都是前任校长手里发生的事情,对当时招生的具体情况,我还不怎么了解。”
刘定国一摆手,说:“好了好了,得想办法解决问题,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这个责任就没办法追究,刨根究底,根子还不是在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上。
“关键是要拿出对策来。教育部专家团已经到了省城,后天由分管文教卫生的副省长陪同下来。在这之前,必须妥善安置好这些学生和家长。”刘定国补充说。
一时再没人说话。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说什么也是白搭,因为照样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