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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抗战的首都——重庆。
在史迪威过去的印象中，重庆是座秀美而热情的南方山城，建筑古朴，气候宜人。每当夜幕降临，城市万家灯火倒映在扬子江水中，犹如天上银河倒悬，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史迪威对中国并不陌生。
当乔 ( 乔是史迪威的昵称。 ) 还是一名年轻英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时候，他就偕新婚妻子威妮一道游历过中国，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统和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给他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运似乎同中国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他先后三次受命来华担任军职，还帮助中国政府在山西和陕西设计过两条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会唱京戏，对中国各省地方风情了如指掌。他们的儿女有两个出生在中国，史迪威给他们各取了一个中国小名，女儿叫“李娜娜”，儿子叫“杨京京”。
但是这样的和平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野蛮轰炸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模样。与史迪威同行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赖德在机场发回的通讯中把中国陪都描绘成：
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烧焦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日本人轰炸，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没有一星灯火，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中国，这个名字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战争散发的恐怖气息。 (《并非狂热的梦想》)
埃里克·塞弗赖德先生的描绘并不夸张。一九四○年前后，日本飞机几乎天天对中国城市进行狂轰滥炸，有时一天空袭多达数十次。在重庆，有时空袭不分昼夜，政府只好委曲求全，把机关搬进防空洞里办公。
即使在这样令人辛酸和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国民党政府仍然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政府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被当作“异党分子”抓进监狱，民主人士受到恐吓和监视，报纸新闻隐瞒事实真象，专门报喜不报忧。“民可使使之，不可使知之”，重庆大街小巷的茶馆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警语。
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民众的觉悟，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暴虐和黑暗恰恰扼杀了这种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是没有多少希望的。作为西方军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这种本质特点，他最先注意到的却是中国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
“……乔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顽强的家族啊!”他在写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兴奋地说道，“每逢阴雨天气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进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呵!他们似乎只需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你想想，这样的人民，你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罐头食品，他们难道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吗?” (《史迪威出使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