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委员长谈话被突出地刊登在《中央日报》及国内各大报的头版位置上。
缅甸之战立刻成为影响中国和亚洲局势发展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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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我在缅甸曾经有过一段短暂而非法的生活经历。
那年我因家庭问题和入团受挫，心灰意冷，怀着一种深刻的孤独，于是在一个雾气混沌的早晨毅然跨过界河，到异国土地上去寻找幻想中的人生真谛。
我在缅北的崇山峻岭中到处流浪。我到过八莫、密支那，也随同做生意的马帮翻越过险恶无比的野人山。我学会克钦话，学会嚼槟榔，打“笼裾”（笼裾：缅甸男人穿的一种围裙。）和喝烈酒。我在克钦山寨替人打短工，收割罂粟；也在炎热的伊洛瓦底江畔拉过纤，让亚热带烈日在皮肤和心灵上烙下一道道深刻的印记。我开始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压迫和剥削，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一度试图寻找传说中的共产党游击队，把满腔热血贡献给世界革命，但是我始终未能找到游击队的影子。当我沿着崎岖漫长的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踽踽独行，无意中竟拾取到许多属于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残存足迹，后来我又惊异于缅甸居民的激情和健忘，他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如同风化的岩石一样支离破碎。再后来，当我终于对这种浮萍般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涯感到厌倦和失望时，一队凶神恶煞的缅甸警察和海关人员突然闯进密支那西郊的大车店，把我和许多同我一样没有“崩码丁”（崩码丁：缅语，即身份证或护照）的边民抓起来关了一星期，然后押解出境。
这便是我头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不光彩的出国旅行。
罂粟，当地话叫“必壳”，意思是会唱歌的花。克钦山家家户户种罂粟，他们把收获的大烟卖给山外来的客商，然后换回粮食、布匹、盐巴、火药和其他日用品。秋天一到，克钦山如同落下一片片五彩云霓，红色、白色和紫色的罂粟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引来无数蜜蜂嘤嘤嗡嗡地歌唱。花期一过，人们就准备好刀具和烟盆，在山坡上搭起草棚，等待收获季节的到来。
收割罂粟果实是件相当细致的活路，需要灵巧、耐心和一丝不苟。烟花凋谢后，每棵花蕊上就结出一个胀鼓鼓的果实，翠绿，皮薄，这就是烟果包。当烟果包长到野鸽蛋大小，用刀片将它划破，里面便会渗出许多乳白的浆汁来。这些浆汁一两天颜色即转黄，后来又变成深褐色，这时候用竹片将烟浆小心地刮在盆子里，置于阴凉处晾干，捆扎，分成小包。于是一个困扰人类的百年的噩梦——鸦片烟就这样被源源不断制造出来了。
我的第一个缅甸雇主是巴朗寨的头人阿机。阿机是个大烟鬼，睁着一双半睡半醒的小眼睛，把我打量许久，然后才叽叽咕咕地说：“你可以留在寨子里，但是你得把烟地的活儿干完才能走。不然我就把你交给官府。”
我替阿机白白干了一个月，得到的报酬是头人许诺如果我将来走投无路还可以来替他干活儿。这就是缅甸生活给我上的第一课。
我认识的头一个缅甸朋友是赶马帮的老寸。老寸祖籍云南腾冲，能说流利的汉话。他有十多匹驮马，常年奔波在克钦山寨和密支那以北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中。我由于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老寸，从此便成为这支马帮队伍里一名最年轻的赶马人。
老寸有四十多岁年纪，见多识广，且重义气，乐于助人。他虽然是马帮老板，同时也是伙计，因此对别的伙计从不刁难和克扣工钱。一次往拖角运货，途遇坏人，十多驮货物被抢劫一空。我以为老寸定会顿足捶胸，谁知他闷了许久，才怏怏不乐地说：没伤人真是万幸，不然我怎么向家属交待呢?
还有一次往孟拱运砂糖和猪油，我不幸患了疟疾，老寸二话不说，腾出一匹马来让我骑，自己跟伙计一道赶马走路。事后我得知他就地处理了一驮货时，深受感动，他却豪爽地说：谁害病还不一样?在家有父母，出门靠朋友嘛。如果你不嫌弃，以后就叫我大哥好了。
我诚心诚意地叫了一声“寸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