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想吧。”
“还是你想想不要滋事太多，你把他揪出来干什么?人家打仗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们一起在沟边捏泥巴娃娃，记得吗?”
“我记得那时他回来脚上蹬着咕吱吱作响的茶色马靴，把我阿爸的东西驮回来，在沟边塞给我们一人一大把花生糖和饼干，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饼干。”
父亲当兵七年，当干部两年，回家来时赶着一匹马和一头毛驴。马背上四只绿色的子弹箱，毛驴背上两只肥皂箱子。两只箱子是各式单棉绒军服六套。一只木箱里一个打得方方正正的被子，一只木箱子里是一条狗皮褥子和一条军绿色帆布的马褡。毛驴背上的两只箱子一只盛着一双马靴，三条皮带和四双军用胶鞋。另一只用白色的降落伞上割下的绸子包着日记本两个，钢笔三支，一捆战地油印小报，一夹卡宾枪子弹，一个掏空心的甜瓜式手雷，一只水壶，一只口琴，一本《红岩》，一本《青春之歌》，以及几本《星星》诗刊，其中两本还留着火燎的痕迹。到阿生把目光瞄准那只木箱时，军衣已穿破了三套，母亲无论费多少手脚也难以把那些碎片连缀在一起了。也是在那时，我又发觉箱子里还有一只苏式船形军帽，里面别有几枚铮亮的勋章。
幸好那时父亲为自己新生的女儿和彩芹老师炽烈的爱情所鼓舞，显得有些振作了。三十二天之后，妹妹脸上的红皮褪尽，一双漂亮无邪的小眼睛大睁开来注视着这个并不漂亮无邪的世界。她红润的小嘴唇紧紧抿在一起，鼻翼随着平稳的呼吸轻轻翕动，我们一家三双眼睛落在她脸上，煮开的茶壶嘟嘟作响。妹妹睡熟了，她平稳的呼吸使家中经久不散的苦味消散了。父亲和母亲默默对视，脸上的皱纹舒张开来。我从自己舌尖上品味到一些没有吐露的平和愉快的言辞的味道。
“我们都还不到四十岁吧，雍宗。”
“不到四十。”
“我们不老。”
“离老还早，阿来大了，女儿这么干净。”
“她能长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