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出树林，站在村后的山丘上，妇女们一边筛选麦种一边等待分配锅里的杂碎。年轻人把宰杀出来的牛羊肉背到沟口，装上等在那里的供销社的卡车。我们站在山上，广场上的人被我高高在上的目光压成了一些蠕动的扁平的物体，强烈的日光使他们的躯体失去了明晰的轮廓，使他们实在的肉体与只是一片虚空的阴影——他们自身躯体的影子团在一起。他们的背像是沉甸甸的龟类的甲壳，壳下伸出摆动的四肢，短小而又缺乏呼应，真正龟类行动时肢体间协调的那种呼应。那些和我们同一个村子的人的行动笨拙而可笑，双腿沉重，仿佛被噩梦扼住喉咙时乏力的四肢一样。关键在于他们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们中有我母亲，我的堂兄妹，表兄妹和我同村的乡亲。我心情沉重。林中一阵凉风吹在背后。少年时代的我俯视那热闹的沉迷于节日气氛的广场，就已经深刻感受到命运的沉重，我敏感的心胸被颓丧与虚无的情绪无情咬噬。
下山时，我用一根坚韧的桦树条拦腰扫断许多碧绿的野草。
彩芹老师执意要我把一朵紫罗兰色的复瓣的小花插在她头上。
我插了。
她说我好看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花一定好看我一定不好看。
一直到广场上我都还猜不透她那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
父亲已放下了柴捆。他捧着盛满蘑菇的旧军帽，昂昂然穿过人群。他瞥了我一眼，我还看见他看见彩芹老师头上的那朵小花。父亲的眼光像一团无形无色的火苗在小花旁跳荡一下又熄灭了。
这时，我不再视父亲为情敌，一变又为彩芹老师的同谋：“他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花。”我悄悄说，说出来我才知道我说错了。
“看见花没有看见我。”
所以，我干脆横下心说：“我阿妈昨天又生了。”
“昨天我在报纸里给他夹了条子。”彩芹老师说，“报纸他看了吗?”
“看了，阿爸只说美国人跟苏联怎么怎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