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下午我和朋友洪在朱的实验室里谈论罗广庭博士的科学常识。谈到六点钟光景，我们正要出去，外面忽然落起雨来。
这些日子在广州差不多每天都要落雨，但是时间不会久，往往在下了半点钟的雨以后，太阳就会拨开掩盖它的黑云，射出炎热的光芒。
“等雨住了再走罢。”朱脱了外衣说，就把它挂到玻璃书橱上去。
于是我们又坐下来，继续谈话。
雨一落，就落了一个多钟头，后来才慢慢地小了。已经到了七点半钟，夜色降临了。
我们冒着微雨，走下楼去，出了东堂，穿过矮树中间的石板道，正遇着朱的女佣撑着油纸伞，穿着木拖走来，叫他回家去吃晚饭。
那个女佣认识我，因为我常到朱家去玩。她看见我们是三个人，就知道朱不打算回家吃饭了，但是她也唤了朱一声。
“我们不回去了。我们到外面吃东西。”朱简单地说。
她答应一声，不再说话，就转身走了。她的脚步很沉重。她平日是一个多嘴的女人，脸上常常堆着笑，今天她的举动似乎跟往日不同。
“你昨天不是说她回家去了吗？”我指着她的背影问朱道。我知道她的家在顺德。
“她去了三天，今天早晨回来了。”朱用低沉的声音回答，“她杀了一个人。”
我还以为朱在跟我们开玩笑，我并不留心他的话。
“她这次回家去杀了一个人，所以她今天的举动、说话都跟平日不同了。”朱继续说。
“真的？杀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新从乡下出来的洪插嘴说，他显然不相信朱的话。
“怎么不真？她今天亲自告诉我们的。她身上还有伤痕。”朱的态度是一本正经的。
我知道朱的性情。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对于社会上任何事情都不肯轻易相信。假若他说一件事情是真的，那么他至少有一些证据捏在手里。他的叙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又是你的好材料了。”朱对我说。他并不等我回答就接着说下去：
“这个女人倒有胆量。她家乡有一个土豪，时常压迫农民，她一家也免不掉常常受欺侮。最近她的兄弟又给土豪打伤了，她就为这件事情跑回家去跟土豪理论。第一次她是赤手空拳去的，所以也挨了土豪的打，身上有好几处伤痕，我们也看见几处，是她给我们看的。”这时候我们已经走过了两条街，雨还没有住。
朱依旧撑着布伞，我们和他挨得很近，并不是为了避雨，却是为了听他讲那个女佣的故事。
“她挨了打以后就跑回家去，第二天拿了一支手枪再去见那个土豪。”我相信这句话，因为我知道在广东和福建的乡下，许多人家里都有手枪或者长铣。我有一个广东朋友最近正在领导他家乡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不久以前在选举乡长的会场上，他聚集了一些武装的农民跟土豪劣绅的走狗对抗，几乎发生一次大械斗。
“在一个小河旁边她遇见了土豪，那个人蹲在那里。她一声不响地走过去。
“‘你还要来挨打吗？昨天还没有挨够打？’那个人看见她就嘲笑道。
“‘好，我就让你打，让你把我打死！’她生气地回答，就走到他身边去。
“那个人回头一看，骄傲地说：‘我今天不高兴打你！’他掉过头去，不再理她。
“‘好，你不打，就让我来打！’她马上掏出手枪，对着他接连开了三枪。三颗子弹都打进了他的身体。他叫了两声就倒下去，跌进了水里，从此就不曾再爬上岸来。
“这时候有许多人站在河边。他们不说话，也不动手。
“她丢了手枪，对众人说：‘你们亲眼看见我打死他，你们就把我捉起来，送到衙门里去。我是不跑的。’她的态度很安详，一点也不害怕。
“起初没有人说话，众人彼此望着，后来有人发言了：‘你走罢，我们不捉你！’的确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她捉起来，反而有人感谢她，因为她杀了一个土豪，这个土豪是全乡人民所憎恨的。
“这样她就离开了家乡，再跑到省城里来，回到我家里做娘姨。现在还没有人来捉她，农民是同情她的。不过假若事情的真相给衙门里的人知道，那就难说了。
“她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但是她一点也不害怕，她等着官厅的人来捉她。她一直很兴奋。她今天中午对我们说：她对自己的生命现在都没有把握，她再不能够顾到别的一切了。
“这个女人真古怪，我以前简直想不到！据说顺德女人的性格常常是很奇怪的，她们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独身主义者，她们把嫁人当作一种耻辱，也许她们都是憎恶男性的女人罢。她便是一个这样的女人。”
朋友朱这样地结束了他的故事，他再没有别的批评的话，但是从他的声音里，我知道他现在也有点兴奋。
这个故事是完全真实的，并没有一点捏造的地方。然而我仿佛读了一篇高尔基的《草原故事》。那个我常常看见的女佣却成了高尔基早期作品里的女英雄。
那个女子，一张黄黄的方脸，一根大辫子，一双赤脚，一口广东音的普通话。朱常常向我们说她不老实赚钱。据说，她从朱和另一个朋友两家人的伙食费里面，每个月要赚去二十元。她的生活过得比朱的夫人还好。她吃东西，穿衣服都像一个有钱的女人。她以前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观察错误了。
我想，我们很少了解别人。我们常常凭自己的一点点不完备的观察，就断定某某是怎样的人，某件事情是如何如何。许多人都犯了这样的错误，有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我们里面谁能够肯定地说：他不曾把高尔基早期小说中的女英雄错认作一个贪财的女人呢？……
1933年7月在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