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是一只俄国的木制三角琴，已经很破旧了，上面的三根弦断了两根。这许多年来，我一直看见这只琴挂在墙角的壁上。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弹过它，甚至动也没有动过它。它高高地挂在墙角，灰尘盖住它的身体。它凄惨地望着那一架大钢琴，羡慕钢琴的幸运和美妙的声音。可是它从来不曾发过一声悲叹或者呻吟。它哑了，连哀诉它过去生活的力量也失掉了。我叫它做“哑了的三角琴”。
我曾经几次问过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个无用的东西挂在房里。父亲的回答永远是这样的一句话：“你不懂。”但是我的好奇心反而更强了。我想我一定要把这只三角琴弄下来看看，或者想法使它发出声音。但是我知道父亲不许我这样做。而且父亲出门的时候总是把书房锁起来。我问狄约东勒夫人（管家妇）要钥匙，她也不肯给我。
有一天午后父亲匆忙地出去了，他忘记锁上书房门。狄约东勒夫人在厨房里安排什么。我偷偷地进了父亲的书房。
哑了的三角琴苦闷地望着我。我不能忍耐地跑到墙角，抬起头仔细地看它。我把手伸上去。但是我的手太短了。我慢慢地拉了一把椅子过去，自己再爬上椅子。我的身子抖着，我的手也在打颤。我的手指挨到了三角琴，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地忽然缩回了手，耳边起了一个响声，我胆怯地下了椅子。
地上躺着那只哑了的三角琴，已经成了几块破烂的旧木板。现在它不但哑，而且永远地死了。这个祸是我闯下来的。我吓昏了，痴痴地立了一会儿，连忙把椅子拖回原处，便不做声地往外面跑。刚刚跑出书房门，我就撞在一个人的怀里。
“什么事情？跑得这样快！”这个人捏住我的两只膀子说。我抬起头看，正是我的父亲。
我红着脸，不敢回答一句话，又不敢挣脱身子跑开，就被父亲拉进了书房。
三角琴的尸首静静地躺在地上，成了可怕的样子，很显明地映在我的眼睛里。我掉开了头。
“啊，原来是你干的事！我晓得它总有一天会毁在你的手里。”父亲并不责备我，他的声音很柔和，而且略带悲伤的调子。父亲本来是一个和蔼的人，我很少看见他恶声骂人。可是我把他的东西弄坏以后，他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他放了我，一个人去把那些碎木板一片一片地拾了起来细看，又小心地把它们用报纸包起来，然后慎重地放到橱里去。
他回到书桌前，在那把活动椅上坐下，头埋在桌上，不说一句话。我很感动，又很后悔，我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抚摩他的膀子。我说：“父亲，请你饶恕我。我并不是故意毁坏它的。”
父亲慢慢地抬起头。他的眼睛亮起来。“你哭了！”他抚着我的头发说，“孩子，我的好孩子！……我并不怪你，我不过在思索，在回忆一件事情。”他感动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父亲，你又在想念母亲吗？”
“孩子，是的。”父亲松了手回答说。他揩了一下眼睛，又加了一句话：“不，我还在想一件更遥远的，更遥远的事情。”
他的眼睛渐渐地阴暗起来。他微微地叹息了一声，又抚着我的头说：“这跟你母亲也有关系。”
我在两岁的时候便失掉了母亲，母亲的音容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了。只有书房里壁炉架上还放着母亲的照像，穿着俄国女人的服装，这是在圣彼得堡摄的；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出世，我的母亲也就是死在那里。
这些都是父亲告诉我的。这一两年来每天晚上在我睡觉以前父亲总要向我讲一件关于母亲的事，然后才叫狄约东勒夫人带我去睡。关于母亲的事我已经听得很多了。我这时便惊讶地问：“父亲，怎么还有关于母亲的事情我不知道的？”
“孩子，多着呢，”父亲苦笑地说，“你母亲的好处是永远说不完的。……”
“那么快向我说，快说给我听，”我拍着父亲的双膝请求道，“凡是跟母亲有关的话，我都愿意听。”
“好，我今晚上再告诉你吧，”父亲温和地说，“现在让我静静地思索一下。你出去玩玩。”他把我的头拍了两下，就做个手势，要我出去。
“好。”我答应一声，就高高兴兴地出去了，完全忘记了打碎三角琴的事情。
果然到了晚上，用过晚餐以后，父亲就把我带到书房里面去。他坐在沙发上，我站在他面前，靠着他的身子听他讲话。
“说起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父亲这样地开始了他的故事，他的声音非常温和，“是在我同你母亲结婚以后的第二年，那时你还没有出世。我在圣彼得堡大使馆里做参赞。
“这一年夏天，你母亲一定要我陪她到西伯利亚去旅行。你母亲本来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子。她爱音乐，又好旅行。就在这一年春天她的一个好友从西伯利亚回来，这位女士是《纽约日报》的记者，到西伯利亚去考察监狱制度。她在我们家里住了两天。她向你母亲谈了不少西伯利亚的故事。尤其使你母亲感到兴趣的，是囚人的歌谣。你母亲因为这位女士的劝告和鼓舞，便下了到西伯利亚去采集囚人歌谣的决心。我们终于去了。
“我们是六月里从圣彼得堡出发的，身上带着监狱与流放部的介绍信。我们在西伯利亚差不多住了半年。凡是西伯利亚的重要监狱与流放地，我们都去看过了。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流放地还容易听见流放人的歌声。在监狱里要听见囚人的歌声却很难。监狱里向来绝对禁止囚人唱歌，犯了这个禁例，就要受严重的处罚。久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连本来会唱歌的人也失掉了唱歌的兴致。况且囚人从来就不相信禁卒，凡是禁卒叫他们做不合狱规的事，他们都以为是在陷害他们。所以每次禁卒引着我们走进一间大监房，向那些囚人说：‘孩子们，这位太太和这位先生是来听你们唱歌的。你们随便给他们唱一两首歌罢。’那时候他们总是惊讶地望着我们，不肯开口。如果他们给逼得厉害了，他们便简单地回答说：‘不会唱。’任是怎样强迫，都没有用处。一定要等到我们用了许多温和的话劝他们，或者你母亲先给他们唱一两首歌，他们才肯放声唱起来。这些歌里面常常有几首是非常出色，非常好的。例如那首有名的《脚镣进行曲》与《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我们此行最好的成绩。你母亲后来把它们介绍到西欧各国和美洲了。但是可惜这样的歌我们采集得不多。
“这些囚人大部分是农民，而俄国农民又是天生的音乐家。他们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只要给他们以音乐的教育，他们就能够成为音乐界的杰出人物。我们在西伯利亚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第一次听见的《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从他的口里唱出来的。
“这是一个完全未受过教育的青年农人，加拉监狱中的囚犯。我还记得那一天的情形：我们把来意告诉狱中当局的时候，在旁边的一个禁卒插嘴说：‘我知道拉狄焦夫会唱歌。’典狱便叫他把拉狄焦夫领来。
“拉狄焦夫来了，年纪很轻，还不到三十岁。一对暗黑的大眼，一头栗色的细发，样子一点也不凶恶，如果不是穿着囚衣，戴着脚镣，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杀人犯。他站在我们的面前，胆怯地望着我们。
“‘拉狄焦夫，我听见人说你会唱歌，是不是？’典狱问。
“他微笑了一下，温和地答道：‘大人，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很久以前，我还在地上劳动的时候，我倒常常干这种事情。现在完全忘掉了。’
“‘你现在不想试一试吗？’典狱温和地问，‘这两位客人特地从远道来听你唱歌。不要怕，他们不是调查员，他们是音乐家。’
“这个囚人的暗黑的眼睛里忽然露出了一线亮光，似乎有一种快乐的欲望鼓舞着他。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就坦白地说：‘我还记得几首歌，在监狱里也学到了一两首。既然你大人要我唱，我怎么好拒绝呢？’
“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你母亲便问道：‘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吗？’
“他望了望典狱，然后望着你母亲，略带兴奋地说：‘太太，没有乐器，我是不能够唱歌的。……如果你们可以给我一只三角琴，那么……’
“‘好，我叫人给你找一只三角琴来，’典狱接口说，‘你明天到这里来拿好了。’
“‘谢谢你，大人。’拉狄焦夫说了这句话以后，就被带出去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监狱，禁卒已经找到了一只旧的三角琴。典狱差人把拉狄焦夫叫了来。
“他现在很疲倦的样子，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地走进来，很觉吃力。可是他看见桌上那只三角琴，眼睛立刻睁大起来，脸上也发了光。他想伸出手去拿，但是又止住了。
“‘拉狄焦夫，三角琴来了。’典狱说。
“‘你大人可以允许我拿它吗？’他胆怯地问。
“‘当然可以。’典狱说。禁卒就把琴放在拉狄焦夫的手里。他小心地接着，把它紧紧地压在胸上，用一种非常亲切的眼光看它。他又温柔地抚摩它，然后轻轻地弹了几下。
“‘好，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了！’你母亲不能忍耐地说。
“‘我既然有了三角琴，又为什么不唱呢？’他快活地说，‘可是这几年来我不曾弄过这个东西了。最好我能够先练习一下，练习三天。……太太，请你允许我练习三天。那时候我一定弹给你们听，唱给你们听。’他的一双暗黑的大眼里露出了哀求的表情。
“我们有点失望，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得附耳同典狱商量。典狱答应了这个囚人的要求。拉狄焦夫快活地去了，虽然依旧拖着脚镣，依旧被人押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