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
那个奴隶给我送午饭来。我问她外面的情形，她不肯告诉我，她说她害怕那两个高国兵士。不错，许多男人都在机关枪下面低头，何况她这个半老的妇人。然而我想她一定还记得那年的大屠杀，我要设法鼓动她。
然而她也告诉我一个消息：我的被捕是由于同情者中有人告密。我不相信这样的话。我自问那许多同情者里面有谁会出卖我呢？我只记得一些痛苦的、朴实的面貌。他们决不能够出卖我。
这个消息给我引起了许多的回忆。许多面孔、许多景象在我的眼前轮流替换着。只有一张面孔长久占据着我的脑子，这是我那个“孩子”的。
在那些时候“孩子”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我家里来。他看见我埋下头在房里踱着，或者双手捧着脸，身子躺在床上，他就知道我从海边带回来了一些阴郁的思想。于是他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或者拉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做出快活的样子和我谈着种种的未来计划，有时候他还谈他幼年时代的种种有趣的事情。他极力安慰我，或者和我开玩笑，他有时候唤我做“姊姊”，有时又唤我做“母亲”。他和杨不同，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他是个天真的大孩子。他不断地谈笑，一直谈到我恢复了快乐和勇气，于是我们又开始工作。
那圆圆的脸，那一双发光的眼睛，那一张表示有决心的嘴，以及那热烈的表情，真诚的态度！那一切，不管我怎样想摆脱也摆脱不开。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他立在我的面前，我睁开眼睛，又仿佛听见他在旁边叫“里娜”，“姊姊”，或者“母亲”。我也轻轻地唤了一声“孩子”。
我唤他，听不见他的应声。我睁大眼睛向四周看，屋里并没有一个别的人，只有白的墙壁和简单的陈设。我突然记起来：“孩子”病了。
我被捕的时候，他正患着病睡在家里。我因为忙着调解同情者的纠纷，和做别的工作，不能够去看护他。我每天只到他家里去一次，但很快地就走了。在那些时候他躺在床上常常拿一本书在看。一个老妇人在旁边照应他。他的面容很憔悴，只有两只眼睛还在闪闪地发光。
啊，我记起了。许多的事情我都记起来了。有一次我到他那里去。那个老妇人出去了，他独自坐在床上。他看见我进去，竟然要下床来，却被我连忙阻止了。
“你来了，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想你。”他大声说，一个笑容使他的憔悴的面容显得美丽了。他告诉我他的病已经好多了，可以勉强坐起来。他又叫我在床沿上坐下，央求我多坐一会儿，陪他谈话。他说一个人躺在床上太寂寞，如果我不常常去陪他，他就会不顾病体跑到外面去。
我和他谈了许多话，我把我的工作情形告诉了他，他也讲出了他的一些看法。
“姊姊，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人也有恋爱的权利吗？像我这样把生命许给事业的人。”他突然问我，他的脸红了。
我惊讶地望着他，我不懂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微笑地说：“当然是有的。但是，孩子，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但是这本书上不是说‘我们爱我们就有罪了’吗？我想一个人既然把生命许给事业，那么他自己就没有一点权利。”他指着手边的一本书，是左拉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