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起草商业信函、记账和支付账单，年轻的洛克菲勒还得独力完成为休伊特收房租的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他不但表现的有耐心、有礼貌，而且还具有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顽强精神。脸色苍白的他就坐在自己的马车上，像殡仪事务承办人一样在人家门口耐心等候，一直等欠租人把钱交出来来为止。他讨债的那副样子好像他没这笔钱就活不下去似的，而他自己无疑因此产生很强烈的忧虑感。“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梦见自己在向人讨账！即使最近几年也是如此，”他在半个世纪之后感叹道，“我会大叫着‘我收不到某某的帐’，从梦中惊醒！”为什么洛克菲勒会有如此强烈的焦虑感？有人认为他还没有彻底摆脱令他痛苦的家庭生活。失去工作意味着他不得不再去仰仗父亲的接济。另一种解释是，很有毅力的他并非一个聪明人。就像在学校时那样，有些人认为他是个有愚笨的家伙，不可能出人头地。因此，他必须在那些轻视他的人面前干出点成绩来！
休伊特－塔特尔公司的生意规模不大，但对一个有志于学习经商的年轻人来说却是个不错的学校。南北战争爆发前，大多数美国企业只从事一项业务或生产一种产品，休伊特－塔特尔公司却代理销售许多种商品。公司起初经销食品；在洛克菲勒被雇佣3年之前，它率先从苏必利尔湖一带购进铁矿石；公司的主营业务则是给美国经济带来革命性变化的铁路和电报。正如洛克菲勒所说：“运输业令我瞩目！”日后的标准石油公司同铁路部门之间的紧密关系曾引起人们的种种非议，因此，他的这番话并非说说而已。一批佛蒙特州出产的大理石运到克利夫兰算不上什么复杂业务，却需要对铁路、运河和湖上运输等各种运输方式的相对成本进行复杂计算。洛克菲勒回忆道：“3种运输方式的损耗成本必须确定下来，一个17岁的孩子需要绞尽脑汁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让包括老板在内的各方都满意！”
1855年的最后一天，休伊特付给洛克菲勒50美元作为头3个月的工钱，也就是每天50美分多一点。接下来，他宣布这位助理簿记员以后的月薪为25美元（即每年300美元）。奇怪的是，洛克菲勒却对加薪感到内疚：“我觉得自己像个罪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变得贪婪起来。不过，他很明白，积攒金钱是一回事，赤裸裸地贪求金钱则是另一回事。
洛克菲勒在功成名就之后坚决否认自己在年轻时就迷恋金钱的说法，却又向人们讲了下面这个在休伊特－塔特尔公司工作时的故事：
第一次看到银行汇票时，我还很年轻，正在弗莱茨区当一名职员。一天，老板收到一家银行开出的4000美元汇票。办公时间时，他让我看了一下那张汇票，然后把它锁在保险柜里。等他一离开办公室，我就打开保险柜，取出汇票，瞪大眼睛看了好一阵子，才放了回去，把保险箱锁好。对我而言，这可是天大的一笔巨款！那天，我把保险柜打开许多次，长时间凝视那张汇票。
上面的故事足以让人们体会到那张汇票在这个年轻人内心引起的强烈反应。人们也不免由此联想到老比尔把钱扎成一捆一捆地藏起来、然后偷看取乐的一幕。洛克菲勒很少喜形于色，一向自诩没有任何坏习惯。如此一来，他对金钱的强烈渴望就更显得更为引人注意。
洛克菲勒从工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他眼中的商业世界是妙趣横生、变幻无穷的。“这些思维敏捷人们埋首苦干，绝不仅仅为了赚取金钱。他们是在从事一项魅力十足的事业！”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要想使工作热情保持下去，单纯的敛财是做不到的。他们还有更高尚的目标！”
美国文化鼓励、乃至崇尚财富的占有，人们有可能因此而走向极端，最终被自己的贪欲所奴役、断送。于是，人们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如何审视和反省自己的行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自传》里讲述自己如何记下每日的言行，以便从中找出自己的德行与恶举。19世纪中叶的许多人也都依靠这种日记督促自己保持节俭，按照道德理念行事。许多年轻人的日记里少不了鼓舞、激励、劝勉和告诫自己的话。安德鲁·卡内基就在日记里写下许多激励自己的话，威廉·C·惠特尼则用一个小本记录了许多宗教箴言。大家一边在竭尽全力地争取出人头地，一边又要小心翼翼地遏制内心深处的无尽贪欲。
约翰·D·洛克菲勒在内省方面做得更到位。他像虔诚的清教徒一样反省每天的言行，克制内心的欲望，希望以此使自己的生活平稳。一旦发现欲望有失控的危险，他便及时加以抑制。由于总是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他产生一种强迫工作症。他在清晨6：30便要起床，带着一盒午餐赶到办公室；吃完午饭便继续工作，直至很晚。直到有一天，他决定要改变一下。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在这一天和自己做了一个约定：在此后的30天里，一定要在晚上10点之前离开办公室。”不过，他很明白这个誓言是很难遵守的。
洛克菲勒的私生活里也被簿记主宰。数字是如此的纯洁，如此的令人宽慰，他便把休伊特－塔特尔公司的商业准则应用到个人生活之中。1855年9月，刚刚开始上班的洛克菲勒用1角钱买下一个红色笔记本，称其为“账册A”，上面详细记录着他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当时的不少年轻人也有这样的账本，却很少有人记录得如此详尽。在后来的岁月里，洛克菲勒一直把这个账本视为自己最珍贵的纪念物。
账册A其实意味着洛克菲勒已经能够自食其力，再也不用依靠父亲养活自己。他一半的工资就足以支付伍丁太太的食宿费和雇洗衣妇。他很是为这段艰苦奋斗的青年时期自豪：“我买不起那些入时的衣服，只能到一位要价便宜的服装商人那儿买自己能买的起的衣服，但这些衣服比那些我买不起的衣服还要好！”
值得一提的是，洛克菲勒没有夸大账册A的价值。它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从小就热衷于慈善事业。在工作的第一年里，这位年轻的职员就把6%左右的工资捐给慈善机构，有几个星期的捐赠数额还要大得多。他说道：“我保留着最早的账本。在每天只能挣l美元的时候，我就拿出5美分、1角或者25美分捐给慈善机构！”当他在1859年年满20岁时，已经捐献超过10%的收入。
洛克菲勒有一种宗教与事业可以并行不悖的理念，使基督教精神与资本主义成为个人生活的两大支柱。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出版后，许多人的宗教信仰动摇了，洛克菲勒却依然故我。尽管基督教在19世纪后半期不断遭受严重的挑战，他却始终恪守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宗教信念。父亲的斑斑劣迹使年轻的洛克菲勒盼望对罪恶进行挞伐，实现自我拯救和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而这些恰恰都是浸信会所积极倡导的。动荡不安的童年使他渴望以教会为家，一个不会让他蒙受羞耻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