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与“下半身”的争论发生时，诗人萧沉在网上调侃说：“都是伊沙惹的祸。”事实是萧沉的此次发言《打倒江湖化诗歌》，还引发了他、徐江与杨黎、韩东的另一次争论，在这一年的6月，萧沉的一次发言成为两起争论的缘起，至少说明“隐居”多年的他还是提出了目前大家都十分关注的一些问题。
萧沉在《打倒江湖化诗歌》一贴中讲了三点：1/诗歌网络化所产生的诗歌垃圾、2/“下半身”给诗歌所带来的低俗副作用、3/严肃诗歌，人人有责。他认为：“互联网的出现，虽然给民间诗歌的迅速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景象，但诗歌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粗制滥造的时代。我将这类诗歌称其为‘江湖诗歌’。‘江湖诗歌’在网络上‘发表’的集中表现，则为对语言与文字的缺乏节省。这批诗歌也主要集中在由‘70后’所带动起来的年轻人的作品。”“A：主题的严肃，才是严肃的诗歌。B：语言的节省，才是表达的基础。C：怎么写，是技术性问题；写什么，才是诗人存在的意义。”这些观点很快遭到诗人杨黎的反驳：“你对网络诗歌的看法，基本上是过去式的。当然，这是我客气的说法。我个人认为，网络刚好为诗歌带来了新的可能。这恰好是对已经腐朽世界的反对和超越。”“你说到严肃，以及你关于严肃诗歌的观点，真的让我无法回答。写什么重要？这是多么现实主义的东西啊，你应该和谁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你很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说，口水诗肯定比不口水的诗好。因为，你们对口水诗的反对，已经是文学的、诗意的和知识分子的了。”--此贴又引出了诗人徐江的发言：“我赞同萧沉前段对口水诗的谴责。但不赞同他对网络的过激看法。因为任何的时代都有垃圾，过去是藏着，现在摆出来了。所以垃圾不是网络的错，但网络给它们提供了机会。”“写什么，怎么写？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它不过时。与此同时，我还建议大家再加两个问题：1、我为什么写？2、我为什么还在写？诗歌从来就是这么严肃的，你想不严肃都不行。”“‘口水诗肯定比不口水的好’。我认为你这样说，是基于你对‘口水’的定义与大家现在说的不一样。如果你个人认为你对它的定义和大家没区别，那我认为至少得罚你三个月酒钱，此事不刻骨铭心不行。因为你这么说是在放屁。”“别整天拿个‘诗意’、‘文学’、‘知识分子’这类本来很好后来却被强奸的词来做扣帽子的工具，留神伤了自己。90年代你们已经被伤了一次了。而且给‘知识分子写作’欺世盗名做了很好的铺垫。身为诗人，不要以没文化为荣，也不要欠诗歌太多，账多了是要还的。我怕你和别的朋友付不起这个本儿和利息。”杨黎对徐江的发言做了如下回复：“有人的地方就有垃圾，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关键是，把网络上的垃圾扩大化，这是态度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从来不愿意拿着什么诗意啊、文学啊、知识分子啊这些东西在谁的面前晃来晃去，正如我不喜欢拿着祖国、正义和道德这些东西在谁的面前晃来晃去一样。你认为这些东西本身是好的，我尊重你的认识。反正我不这样认为。”“怎么写，永远是摆在写作者面前的重大问题。而写什么，这只能是伪命题。关于这一点，我想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否则，我们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啊，你问得好，我们为什么写作。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非常愿意和你等朋友讨论它。顺便说一句，我对‘口水诗’（一种被他人这样称呼的诗歌，就像当年的朦胧诗一样）的肯定，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果（为什么写作）。”“严肃永远和权力在一起。要求别人严肃，要求自己也严肃，肯定是对自由的否定。我想请问一下，当你在说严肃时，你心里想的什么？脸上的表情又是什么？”接着是诗人韩东站出来反驳徐江：“你说话的口气真让我厌恶，那么的阴阳怪气。凭什么说杨黎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在‘放屁’，而你是在做深呼吸？”“你一再教训杨黎如何说话，要给他教训让他‘刻骨铭心’。你真是太幽默了，尤其是你当真以为那么回事时，这幽默就大了。”--从此双方转入密集发贴阶段，交锋于《橡皮》和《个》网站，主要集中在徐江、韩东两人之间，两人都摆出要给对方算总帐的架势，当然也真这么做了，韩东的反复发贴、徐江的“开给民间的病情诊断书”系列短文便是这样的一个产物。
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以上四人都是我相知相熟的朋友，也都是我十分尊敬的诗人，借此机会我也想给这四位朋友算一个“总帐”，因为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围绕着“网络诗歌”如何评价、“写什么”与“如何写”的分歧问题，但背后却暗藏着一个更大的背景上的对立。拿萧沉来说，从我的感觉上他是90年代初出现的一位诗人，但据杨黎讲实际上他是80年代末就已出现的“第三代”最后一拨人中的一个，盖因如此，我对他在“第三代”一些原则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看法（包括争论之后我们在网上私人交流时了解到的）感到惊讶，比如他对韩东“诗到语言为止”、于坚“拒绝隐喻”、韩东《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这些“第三代”标志性的理论和作品都是批判的，也包括形成争论的“怎么写”与“写什么”的问题，包括对“口语诗”的认识问题，回想90年代初海子之死带来“麦地狂潮”的那个时期，萧沉也写过一段海子体的诗以及《羊皮手记》这样的理论，我可以断定他不是一个坚定和典型的“第三代人”--我是否可以据此推论这是一个并不坚定也不典型的“第三代人”对当年的“第三代”从理论到作品的一次反思行为呢？而从内容上看，这样的反思是无效的，因为这些标志性的理论及作品已在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以理论在实践中导致的结果和作品在环境中产生的成效来谈问题而重新陷于咬文嚼字的苛责之中，甚至置理论表述中特有的旨在矫枉过正的绝对语气于不顾，所以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