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年中，杨树军曾有一个学期的“陪住”经历--就是被系里派去跟外国留学生同吃同住同上课，是为提高对方汉语会话水平的一项教学举措，他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两样“宝贝”：一样是两本艳光四射的英文原版的《PLAY BOY》，让我们大开眼界，也极大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另一样是他自己创作的一部六万字的反映他“陪住”经历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在第一时间被我阅读并被我褒奖：文笔像他写的钢笔字一样干净老道，完全杜绝了学生腔、文艺腔，取材新颖，故事精彩，人物生动……我的褒奖在当年就是颇有公信力的--不论诗还是歌，有多少实例可供证明，这篇小说也概莫能外：杨树军是怎么把这部小说弄到《当代》杂志社去的，我们都不知道，只见有一天他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从外头回来，坐在桌前，小脸胀得通红，他说：编辑说了，他的小说稍微改改就可以在《当代》发表了--这条信息犹如炸雷一般很快传遍了全年级，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位“小说新星”在身边诞生，那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后期，一部在显要名刊上发表的中篇绝对能够一次性地成全一个人的“作家梦”，那时候，比我们大五届的已经毕业分到南京的师哥苏童（童中贵）也才处于广发短篇的阶段。可是这部小说一等再等几经周折，最终却没有发出来--其中有一个无法道明的时代背景上的致命因素搅在里面。一篇习作的不同结果肯定意味着不同的命运在等着作者--机会对于一名文学青年来说，绝对是具有今后命运的决定性的。我可以站在今天对杨树军同学说：你呀！还是不够坚定和坚强，应该一部接一部地写下去呀！你的才气、能力和水平是摆在那儿的……但这时不说那时话，在当时，在这部小说迟迟发不出来的同时，他在《散文》上接连发表了两篇同样不错的散文--我想这给了他一个十分重要的心理暗示，于是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毕业时有两个来自广东三水华侨中学的要人名额，积极要求前往的竟是我的两个朋友--徐江和杨树军，那个时候，我们除了知道那个地方生产健力宝饮料就不知它还产什么。徐江在那里呆了几个月之后就逃回了北京逃回了母校要求并等待重新分配，杨树军则顽强地呆了下去，我们在毕业之后头一年里通信密切然后中断，我在1994年的时候，听一位同学说他已经离开那里，消失在深圳一带……偶尔，我在媒体上见到“杨树”的文章（他用过这个笔名）不知道是不是出自他手，见到署名“杨树军”的也不敢断定是他，所有我见过的同学都没有他的消息……
而就在这个春节之前，他却突然从电话里中冒了出来，端出的是一部将要出版的散文集，关于这些年的生活，他没有谈得太多，只是给我看这部书稿……我习惯于我那些身在广东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们是如何轻松地赚到了钱如何潇洒地搞定了生活的，还不大习惯了在十六年不见之后马上端出一部书稿，看来一个人真是很难改变的，我的老同学没有背叛我们的那个美好的过去--在那个过去里和我们整天泡在一起的那个歌星，在成名之后曾以讥诮的口吻对傻乎乎的娱记说：“过去，我曾和几个文艺青年泡在一起……”随即他就被艺术之神闪了小腰，忽然跌入到他那漫长而黑暗的白痴时光中去了，无所作为业已十载，人是不能忘本的啊！背叛理想，也就难见功名。
春节期间，我一直在读老同学的这部书稿--虽说是文集，但这部书稿却有其内在的结构--这个结构来自于作者的生活，在此我看到了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过去--母校的校园生活，我们的青春岁月；作者更早的那个过去--他的中原故乡的乡间生活，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当然，还有他后来在广东的日子，他的生存状态，以及对于当下的关照和思考……人在年轻时候所做的文学，往往会去复制自己心仪或是理想中的某种文学样式，终有一天，他的旨趣会落实到自己的人生和放眼一望的大千世界上，杨树军的散文已经走到了这后一个阶段，所以是十分可靠的……
既然未曾中断，也就无所谓开始，让一切有价值的坚持继续下去。
最后，我想说一句只有老杨本人能够完全听懂的话，去年秋天，我去了大兴安岭--发现那里是天下最美的地方，所以才会生出一个美得脱俗的姑娘，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天空永远蔚蓝的北京，引发你青春期里最为壮观的一场内心风暴，那是青春的爱情，最终得不着也是正常的。
可以终身为伴的东西，本来就不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