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过，政治就像演戏一样，难怪议员们都喜欢在镜头前争论不休，而事后很快又一起去酒吧喝酒。您是否也可以与施罗德这样交往呢？
我不这样做。我从未在这类场合中与他见面，我们都是在正式的场合中交往的。
联邦总理和反对党领袖偶尔也会轻松自由地交谈，这是否正常？
很正常。但施罗德不同意与反对党进行定期的接触，这很遗憾。因为这对于提高双方的信任度有好处，而现在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却很少。
如果联邦总理和反对党领袖们能够在私下里很好地沟通的话，那么，就哈尔茨法*和降低税收的规定，调解委员或许会更容易在2003年圣诞节之前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
不可能。我认为，调解委员会可以取得的最终结果是，税收降低一半、对劳动市场的规定做出一些变动，包括对“哈尔茨方案四”做出一些改变。
那么，是否有一个相互信赖的基础呢？
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德国红军旅恐怖分子威胁时期所存在的社会困境和外交危机。涉及到政府问题，我们可以高效率地处理，这里个人关系不起作用。
男性施罗德在联邦大会的选举中面对女性竞争对手默克尔会“缓和言辞”，这是可能的吗？
没有可能，我想他不会的。我们在联邦大会辩论时相互都很少留情面，在竞选中还会一如既往的。
1996年，能源协调会谈后，据说您说过，让施罗德同意您观点的日子不久就会到来，您确实是这样想的吗？
当时我在场，会谈还没有结束，这话就传出去了。另外，当时我们与施罗德有协调的可能性。与拉方丹的会谈失败了。对于施罗德来说，他没有能够反对拉方丹，而是一味傲慢地谴责我有过错。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失败者，而不是我。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出现的不愉快。
在施罗德身上，什么性格占主导地位？是他一定要获胜的愿望，还是他男性身份所具有的傲慢自大？
两者皆有。对于他的傲慢自大，许多男性也能够感觉得到，这就是他的风格。
施罗德喜欢表现出不可抗拒的样子。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施罗德不是一个思想家。
我认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他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民党人，还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能手呢？
在施罗德身上，这两者都存在。没有实用主义就不可能领导一个党，更不要说领导一个政府。没有一个稳定的基本观点，没有明确信念的人是很危险的。施罗德在美国入侵阿富汗时曾许诺说要“无条件地支持”，这种话我们没有讲过。而一年后，面对伊拉克战争他却与美国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并说要走“德国自己的路”这样糟糕的话。这与实用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简直是随心所欲，这很危险。
据说施罗德有句箴言，叫做“先考虑我，然后是党，最后是国家”。
在2002年的选举中，他认为自己更重要，“是他或是我”是他的口号。对此人们提出的争议是，他把党和国家摆在了什么位置。人们非常害怕恐怖的战争，而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很少有所作为。
在经济和税收政策上，格哈德·施罗德很早就偏离了社民党僵化的思想路线。
也对，也不对。1998年，他以务实的经济专家的形象登场上任，一方面以“新中间路线”为口号，带领社民党从意识形态的坟墓中走了出来，而另一方面，他却说我们的退休保险金人口统计数据“不正确”，与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不沾边。1998年，他客观地分析了情况后认为，基民盟的最大问题不是制定了错误的政策，而是在于执政了16年后缺乏创新能力，人事更新也有问题。他提出了赢得大选的关键口号：“我不想改变一切，但想把有些事做得更好”。他的口号消除了人们对一切都要改变的恐惧心理。
这本身并非是坏事。什么是施罗德最大的错误？什么是他最大的缺陷？
他的身上缺少努力实现目标的想像力。因此，他不可能有对未来的前瞻性。这会导致极大的混乱和失望；没有导向的指南针，内心就会失去方向，信念就会丧失。并最终导致领导无方，一切任其发展，这是当时德国所有问题的实质。不仅表现在内部政策上，在外交政策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摇摆不定，缺乏方向感。
选举能否获胜很少由外交政策的成败决定。
或许是这样。但这改变不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事实。
联邦总理也需要容忍一些事情，交际时也要简单朴实。难道您不认为，人们对政府的尊重程度已经打了不少折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