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让自己因社会制度而改变
您的父亲是一位牧师,这给您的家庭打下了烙印。对您来说,谁更重要一些,是父亲,还是母亲?
这个我不好说。我从前的照片,看上去有些像我父亲,也有些像我母亲。从生理上看,两人的相貌我都有继承。生活上。我母亲负责日常琐事,是全家情感交流的中心,我们每天从学校回家后都会向她讲点什么。遇到麻烦的家庭作业时,我父亲就会来帮忙,例如用厚纸板粘一个正方形,或写一篇讨论稿等等。这完全是一个传统德国家庭的分工模式。由于我父亲是牧师,所以孩子们自然对教会感兴趣。作为基督教徒,我们都觉得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职业与教会活动很容易就结合在了一起。
父亲教给您最特殊的东西是什么?
我父亲重视逻辑的严谨和论据的清晰,例如讨论与叙述,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别我不是在学校学的,而是在父亲那里学的。
那您的母亲呢?
从母亲那里,我学到了应对日常生活琐事和解决突发事情的能力,例如四份饭菜如何让八个人吃,如何以少量的食物应付更多人的用餐要求,而且让每个人都吃饱。
您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滕普林的教会教育机构,设在瓦尔德霍夫的一个教会学校,那里好像还有施特法奴斯残疾人疗养院和工厂。
这是两个独立的机构,即教会的学校和施特法奴斯教会养老院,它们的历史都很悠久。二战结束时那里还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和弱智者的救济中心。这个中心是由倡导上帝博爱理念的博德尔斯文格慈善机构出资建立的。在民主德国,对于有接受教育能力的人和无接受教育能力的人,国家是严格区分的,只有后者才可以受教会的照顾。在这里,不但残疾儿童,而且残疾成年人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做一些工作,包括农业、园艺、锻造和其他行业。我在那儿还学了不少手工工艺。我曾经常和那些成年残疾人接触。
您当时对这些不感到惊奇吗?
感到惊奇?根本不可能!那时我的同学来瓦尔德霍夫看我,我发觉他们常常感到害怕,因为对他们来说,与残疾人交往确实是比较困难,而对我来说却习以为常。而且,残疾儿童在能力上会慢慢地超过那些残疾成年人。
您有没有特别想念的人?
有,有一位疗养院的男子,他经常给学校带一些煤过来,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他很和蔼,他一直想当一名少尉军官。他在城里时经常装扮成军官的模样,有人讥笑他,而我们常保护他,以免他成为别人的笑料。
您是兄妹中的老大,您是否像通常人们所想的那样,带着一种特别的责任感,常常主动教育您的弟弟妹妹?
妹妹伊丽娜小我整整10岁,我对她关照多些。我觉得,面对她时,我是个典型的姐姐,常迁就她。而弟弟马库斯只小我3岁,我对他就不一样了。他喜欢体育,我不喜欢,在体育这方面他超过了我。但我的口才比他好。
体育运动方面,您甘居落后吗?
该怎么说呢?民主德国对体育很重视,对学生的体育成绩有明确的规定。尽管我确实对体育很不感兴趣,但我是逃避不了的。我不喜欢速度太快的运动,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比如在滑雪时我总是喜欢长距离慢滑,而不喜欢陡坡速滑。对于学校设置的体育课,我必须努力才行。要知道在大学,100米跑如果不达标,那可就不能毕业了。
100米必须跑多快才达标?
16秒或秒,我记得就是这个标准。我最后还是达标了,但是,我为此苦练了很久。
您现在与弟弟妹妹的联系多吗?
有联系,但很遗憾,不多。作为政治家不得不付出一定代价。
您说自己曾经是个乖孩子?
一般来说是的,我不喜欢喧哗,或与人斗嘴,喜欢与人和睦相处。
可是在特殊情况下呢?
这与我的性格有关,我可以将心中的怒火控制住很长时间,直到大家都认为已经过去了的时候,我才突然爆发出来。有时甚至会过火,大发雷霆。
具体是怎样表现的呢?
我会大发雷霆。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和别人争论吵架,也参加过许多次辩论赛。我是愿意帮助母亲做家务的,但每当我发觉,母亲总是叫我做一些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例如从菜园子里拔香菜时,我就会和她争辩,问我做这事的意义是什么。
您的父母也会吵架吗?
是的,但不经常。他们通常是因为零用钱少而吵架,严重时会将对方关在屋里,动手的时候不多。那时东德人的家庭关系并非像西德人想像的那样亲密。总的说来还是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每回生病发烧时,父母一定会让我们在床上躺上两三天,而且不让我们出门;遇到肚子不舒服时,就要被迫喝两天的稀粥,如果还不见好就只好去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