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文弱书生是谁？强盗头儿忘了请教姓名，正在懊悔，不过聪明的读者，见书生上山溜坬那疾步如飞的样子，会断定他是拦羊娃出身，继而，对于他是谁，就有几分估摸了。
那一年杨作新丢掉拦羊铲，背起书包上学，掐指算来，到如今已经整整六年。六年间，黑大头在赌博场上，黑天昏地地度日月的时候，他正在学堂里上学。先在前庄上了四年初小，又在县城里上了两年高小。高小毕业，回到家里。杨作新的启蒙老师，姓杜，人称杜先生，是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大知识分子，温文尔雅，知识渊博，杨作新深受其人的影响。杨作新高小毕业的这一年，省上在肤施城里酝酿成立省立肤施中学事宜，其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推荐了几位校董，共产党推荐了一名校长和几个国文教员，担任筹备工作。原来这杜先生，是一个大共产党，这次，被组织推荐为省立肤施中学的校长。得到通知时，他还在前庄小学。正要动身启程之际，恰逢以前的学生杨作新来看他，天寒地冻，道路上也不安宁，因此杨作新自告奋勇，愿意陪老师去一趟肤施城。
到了肤施城里，山沟里长大的杨作新，初次见了这花团锦簇般的地方，十分留恋。城里比不得乡间，街道又宽又平，铺子一家挨着一家，那些来来往往的男人们，琉璃皮张的，长袍马褂、中山服、西装，他们的头发，也和乡间的不一样，光滑得可以跌倒蝇子滑倒虱；城里的女人们，穿着旗袍，高绾着头发，嘴唇上，就像家里那只爱偷吃的拦羊狗，总是红滋滋的，脚下踩着高跟鞋，像乡间闹社火时踩着的高跷。没有见过世面的杨作新，看着看着，都有些呆了。这时候想起自家的吴儿堡，想起一辈子打牛后截的杨干大，才明白了乡下受苦人的可怜和卑微。
这时大约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叶，国共合作之际，街上“要求光明，要求进步，要求国家强盛，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割据”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正在街上走着，迎面就会过来一支游行队伍，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震得满街筒子响，有多面彩旗招展，遮蔽了半边天空，一个剪着短发的小姑娘，像天女散花一样，将印着革命内容的传单，往人群中间撒。游行队伍走到人多的地方，往往就会停下来，队伍中走出一个青布长衫模样的人，站在那里，宣传共产主义主张，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且掰着指头，历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和中国人民所受的种种凌辱。
杨作新的老师杜先生，就是共产党方面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在街头集会上，杜先生有时也登台演讲。站在一旁的杨作新，看到平日温文尔雅的老师，现在那神采飞扬、口若悬河的样子，羡慕死了，崇拜死了。因此回到老师的住处后，他提出要跟老师走，他觉得共产党那些主张，是真正为穷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愿意追随在杜先生的鞍前马后，也闹腾一番事业。杜先生听了，很喜欢他的抱负，但是说，人要在社会立足，得先有个衣食饭碗才行，杨作新还小，是不是等省立肤施中学办起来后，他先来上学，再增长增长见识，革命是件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既有轰轰烈烈，也有扎扎实实，重要的在于唤醒民众，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和卑微地位，建立起自己的自立意识，变自在的阶级为自为的阶级。从这一点上说，他们现在要做的只是初步的启蒙工作，漫长的战斗还在后边，而且——杜先生谈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也许他这时候已经意识到，这种轰轰烈烈的举动后面，潜伏着危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国共之间，由于政治目标的不同，各自代表利益的不同，迟早要分手的，而一旦分手，随之而来的便会是一场大厮杀了。
杨作新当然不懂得这些。不过，对于杜先生提出的上学的事，他倒是十分乐意。杜先生见他同意了，就说，考试前，他会让人给杨作新捎话的，以杨作新的学习成绩，考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最后，师生握手道别了，年关将临，杨作新需要赶回家去，他不能丢下家人，惹他们惦念。行前，杜先生从身上掏出两块大洋，要他给父亲打点酒，给妻子买点花布什么的。杨作新听到杜先生提到自己的妻子，脸红了。他摆摆手，说不要先生破费，他只是想带先生的几本书，回去看看。杜先生听了，让他自格上书架前去挑。杨作新挑了半天，拿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几本小册子，很仔细地装进书包，起身告辞。
从肤施城到吴儿堡，紧赶慢赶，需要三天的路程。杨作新思家心切，踏着风雪大道，只顾前行，想不到在老虎崾，遇到了强盗们处决黑大头这桩事儿。说起来也是缘分，黑大头命不该绝，如果杨作新早走上半个时辰或者迟走上半个时辰，也就不会在那里遇见他们。话又说回来，即便遇见，倘若杨作新是个怕事的人，也绝不去揽这个闲瓷器。也是他少年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才斗着胆子，鬼头刀下，救出黑大头一条性命。事后想来，杨作新也是一阵后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