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呆板而贫乏的土地上，在五谷杂粮和酸白菜的营养下，生活竟能源源不断地奉献出这样的女儿家，这情形真令人惊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她们的投手举足，她们的言谈举止，她们的一笑一颦，丝毫不能令人看出，她们是粗野的农夫的女儿；那分明是一位不幸流落民间的高雅的公主哪！一代一代的陕北民歌，以持久的热情来礼赞这黄土地上的女儿家。“五谷子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就数兰花花好”，这流传久远的歌谣，只是千百首赞歌中的一支而已。“妹子好来实在是个好，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人们选择这样的比喻赞美一个陕北女子的走势，而如果这歌谣变成俚语，让浪漫变成诙谐，那话该是这样说：“穿得飘，走得快，肚子里装着酸白菜。”
美丽的副产品是多情。
阳光在空中火辣辣照耀着、催促着庄稼和女人一起走向成熟。庄稼成熟的标志是花朵变成了果实，而女人成熟的标志是开始唱酸曲了。她站在高高的山峁上，对着呆板而冰冷的黄土地唱，她用“我穿红鞋我好看，与你别人毬相干”来回敬小伙子们的目光中那怯生生的探询。她站在家门口的畔上，对着门前的大路唱。她用“是我的朋友你招一招手，不是我的朋友走你的路”来扰乱脚夫那平静的心灵。她也许开始交朋友了，也许不至于如此，但是她的心灵，一定不会安静。“六月的黄河十二月的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她渴望着爱人和被人爱，她渴望着陕北民歌中那些叙事诗式的爱情故事在她身上得到一次重复，她蔑视名声，蔑视这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她惊惧于高原这种无声无息的寂寞和昏昏欲睡的日月，于是不惜由自己引起一场风波，不惜在已经多得不可胜数的民歌中，再增加让自己成为主角的一首。后来，她们匆匆出嫁了，四十块大洋的聘礼，一顶花轿，结束了少女自由的身子和自由的梦，开始生育了，开始奶孩子，开始用那山泉一样的乳汁哺育新的一代土地的奴隶。她们终于安生了下来，习惯了单调的风景，习惯了在丈夫的臂腕上酣睡，接着她们又意识到了责任，因为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需要为他们的生计和将来的婚嫁准备，于是她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在叹息的同时她变成了陕北婆姨。
但是那酸曲将永远停挂在她的嘴边，作为她苦难生活的一分稀释剂，作为她对少女生活的最后一点记忆，作为她对平凡的命运的最后一丝仅仅是语言上的抗争。她端着簸箕，站在畔上，大声地唱着，这时候的她，已经不屑于唱那些没有实际内容的浪漫曲了，她的歌词变得猥亵和质朴，声声都是那些隐秘的情事，声声都是那些难以启齿的脏话。这些话通常是难以说出的，但是，当它们作为歌儿唱出来时，在听众眼里，她们一半把这当做吐露心声，一半把这当做艺术表现，因此，便宽容地接受了它。甚至那些听众还这样认为：那些“做”的人心灵得到了某种满足，因此她们在人前总是缄口不谈，作古正经，那些没有“做”的人无法得到排遣，于是时常在嘴边上过生日，她们说儿话不干儿事，她们像母狼一样站在畔上号叫，其实是一种饥饿的表现。
那么这个时期的酸曲都是一些什么呢？“白格生生的大腿水格灵灵的屄。这么好的东西还活不下个你！”“隔窗子听见脚步响，一舌头舔破两层窗！”“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上还想你！”“你要来你一个人来，一副家具我倒不开！”婆姨们站在畔上，歌唱着，用这种假想的情人和假想的情节自娱，安抚自己孤独的灵魂，刺激自己生存下去的欲望，并且希望黄土地的山山峁峁，因了这撩拨人心的歌声，不再单调和寂寥。如果说上面的酸曲因了信天游格式的艺术处理，毕竟还可以作为半艺术品看待，那么，另外一些酸曲，则纯粹是些不堪入耳的东西了，例如《舅舅挎外甥》，例如《公公烧媳妇》，例如《干大烧干女》，例如《坠金扇》，等等，这些叙事诗般的酸曲，毫不遮掩毫不羞涩地叙述下一次一次房事的过程，并且由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身份，从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暧昧成分和谐谑效果。所有的民歌收集者们，在整理这些东西时，都仅仅只录用第一段歌词，不待情节进入纵深，便戛然打住，接下来是一个括号，括号里通常是这样一句话：“其余十段或十三段歌词从略”。沿袭此例，我们的叙述，也明智地在这里打住。
哎哟哟，我们以这样的笔墨，奉献给黄土地上那鲜艳而美丽的婆姨女子们么？其实，很大程度上，她们是些行为规范举止端良的农家女子，她们是忠于职守的妻子和母亲，她们是黄土地上永远不知疲倦的耕耘者，借助她们的肚皮，和异常强盛的繁殖能力，一窝一窝的儿女从窑洞里爬出来，踏上山路。那么，我们是怎么了，我们一定是受了代代传唱不息的酸曲的错误诱引，再加上无凭的想象，将她们仅仅停留在嘴边的故事，看成了正在发生的真实。
女子大了，便要嫁人，或嫁到前庄，或嫁到后庄，或不知哪辈烧了高香，嫁给一个大户人家，被带进锦绣繁华的肤施城，或者受了大路上过来的赶脚汉的勾引，加入到赶牲灵的队伍中去，被带进那荒凉的北草地。总之，那遥远年代的两个罪人，他们的血脉靠了一代一代女儿的婚嫁，像纷纷扬扬的种子，以吴儿堡为中心，成一个扇面，向四周辐射和播撒。我们无法说清，这个生机勃勃的家族，它究竟有多少传人，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还因为根本无法考证，久远得正如每一个叙述家族故事的人，在叙述完后总要发的那句感慨一样——“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考证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原因我们上边已经说了。
但是吴儿堡还在。那两个风流罪人重返吴儿堡后，寻找到了自家的那三孔窑洞，并且从那里开始后来的故事；到了二十世纪，那三孔窑洞依然存在，而且那窑洞里居住着的杨姓居民，正是自那两个罪人开始的他们的直系后裔。因此，越过漫长的历史空间，我们不妨把这家的成年的男人和未成年的男人，看做是那最后一个匈奴，看做是他们打发到二十世纪的一个家族代表。何况，我们能够说得出口的是，从杨干大到杨作新，从杨作新到杨岸乡，在人类二十世纪这个经典时间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表现，他们或多或少地深入进了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活，并且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涉及了二十世纪许多重大事件，而亲爱的读者知道，二十世纪，在中国，陕北是个不可忽视的地方。至于他们是谁，他们的脚指甲是光滑的一块还是不规则的两半，原谅小说家，他没有脱下他们的鞋子去看，而且，他认为这件事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或者说，无关宏旨。
那三孔窑洞坐落在一架大山伸向川道的一条山腿上。有一条劳动时踏出的小路，顺着山腿，蜿蜿蜒蜒，一直通向山顶。窑洞在村子的南头。经年累月的烟熏火燎，窑洞的墙壁已经变得乌黑。窑洞前边是一块小小的平地，那叫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陕北女人端着簸箕站在那里唱情歌的地方。畔上有一面砬子，一个不大的羊栅，靠近坡洼边还有几畦菜地。
自南向北，吴儿堡这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坐落在山坡与川道接壤处的一个阳洼上。当年集中营式的建筑布局，如今已经让位于一种零散的错落有致的布局，整个村庄，顺着川道，稀稀拉拉，有一里多长。
秋庄稼已经完全收割完毕，碾打完毕，颗粒归仓了。按照往年的习惯，这家的主人杨干大，这时候该做的事情，是脖子上挎一杆唢呐，肩膀上搭一条褡裢，下趟南路，他要去进行那我们已经知道的令人羡慕的职业去了。可是，此刻，在绵绵的秋思中，在天空中掠过的大雁的一声声啼叫中，这个蹲在畔上擦着铜唢呐的汉子，擦着擦着，他的动作缓慢了下来，他想起了一桩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