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上午，我们在格拉斯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平淡无奇，没什么特色，记者们也似乎没有多少话要说，而我也依然很不高兴。上午稍晚些时候，我接受了一位苏格兰电视记者的采访。这次采访很不好对付，据别人说他是个保守党的支持者，但他在采访中却希望证明相反的东西，所以态度特别不友好，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在那之后，情况又好转起来。在阿伯丁，我们参观了一家乳品厂，我在那里还品尝了我所吃过的最好的黄油——但是我吃惊地了解到，这里生产的黄油并不是供国内消费，而是运往欧洲经济共同体用作干预性的储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堆积如山的黄油。
然后，我们前往巴基的港口并参观了一个鱼类加工厂，那里的人们有着无法抑制的高昂热情和良好的幽默感，这在我身上产生了奇妙的作用。傍晚，我在埃尔金市政厅的一个集会上讲了话，然后就乘竞选巴士赶往洛西茅斯再转乘飞机回伦敦。在赶往洛西茅斯机场的途中，路两旁常有人群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不得不多次停下车来接受鲜花和礼物。这再一次证明，我们是处在朋友当中。
星期五上午，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前，当我来到中央总部听取情况简介时，很容易想像，四月的空气中还有一些不合时令的寒意。在新闻发布会上，在和一个记者讨论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时，我的言辞也很尖锐。接下来是接受一名电视记者的采访。事前我被告知，他是保守党的一个同情者，但结果证明他的态度恰恰相反。竞选运动进行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是神经疲惫，但是压力却还在增加。我知道后面还有几次重要的媒体采访，还有最后一次保守党大选广播讲话要录制，另外还有两次重要的讲话：一次在博尔顿，最后一次是在保守党工会会员大会上。此外，新的民意测验似乎表明，我们的领先优势正在逐步减小。中央总部的看法是，我们党的领先优势已经从十个百分点左右下降到了六个百分点左右。保守党内部的民意测验显示，我们的领先优势要比中间数字稍稍偏高一些，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一定比其他的民意测验更具可信性。为了能够集中精力起草保守党的大选广播讲话稿和保守党工会会员大会的讲话稿，我不得不取消了当天下午访问富勒姆选区的计划。但是有人却对媒体说，我取消此行的真正原因是嗓子不行了。于是媒体就利用这些话，夸大其词地描绘出了一幅“被战斗搞垮了的玛吉”在试图阻止选票滑坡的场景。实际上，我的嗓音当时正处在非常好的状态——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冒着真地损伤嗓子的风险，故意提高嗓门，以便让采访我的记者和听众相信我的嗓子好得很。
星期六早晨的《每日快报》刊登了国际市场舆论研究会的民意测验结果，结果显示我们的领先优势已经下降到只有三个百分点了。有迹象表明，保守党中央总部稍微有点紧张不安了。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在写给保守党候选人的信中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请大家既不要自满，也不要绝望。”但是，这封信并没有起到多大的鼓舞作用，倒是可能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信件作者及其顾问们的心情，他们认为赢得大选的方法是不做错事，而不是去做正确的事。对我来说，我公开地不去理睬那些民意测验的结果，我指出：“越接近选举日，领先优势就会越小，情况一向都是这样。”事实上我已经下定了决心，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那些民意测验从脑子里完全排除出去，而把余下的所有精力全部投入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后几天的竞选活动中去。这天上午，我在伦敦开展的竞选活动很成功，包括访问我自己的选区芬奇利，下午回到位于福拉德大街的寓所讨论大选广播讲话的问题。
４月２９日星期日是关键的一天。民意测验满天飞，但我根本不去理睬它们。上午，我去做了头发，午餐后乘车前往文布利会议中心出席保守党工会会员的集会。哈维·托马斯吸取了他组织比利·格雷姆的福音会群众集会的经验，全力以赴地把集会组织好。一群演员和喜剧演员把集会搞得非常生动活泼。党内一些过于严肃的官员事先可能指示他要注意维护“下届首相”的尊严，但哈维并没有顾及这些，当我进入会场的时候，场内奏起了我们的竞争活动曲目《哈罗，玛吉》。大家一齐跟着乐曲高声唱了起来，这时“尊严”早已经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我还从未听说过如此热烈的场面——虽然与哈维在以后几年里一些异想天开的做法相比，这一次似乎还是相当温和的。
演讲本身简短而尖锐，但听众的反应却异常热烈。接下来，我赶往萨契－萨契广告公司去录制最后一次大选广播讲话。从下午四点钟开始，戈登、罗尼、蒂姆和我对讲稿进行了反复的修改，然后又一遍遍没完没了地拍摄同一个镜头，直到最后一个——每次我们中间至少会有一个人觉得还不够好。最后拍完时早已过了午夜，我们终于感到满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