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从４月２２日（星期日）在福拉德大街召开的战略研讨会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虽然各种民意测验的结果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个结果说保守党领先工党二十个百分点，而另一个结果则说保守党只领先五点五个百分点——但我们在竞选期间的活动并没有重大的变动。彼得·桑尼克罗夫特认为，我们基本上还应该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正如他在星期日的战略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当主动采取任何高风险的行动，我们现在领先于工党。”从目前的情况来说，我觉得这句话似乎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它却回避了两个问题。第一，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首先采取了一些高风险的主动行动，比如我在“不满的冬天”主动干预，才取得了今天的领先优势吗？第二，从现在来说，什么才算是“高风险”的行动？是采取抑制工会权力的措施？还是不采取这些措施？无论如何，在竞选中已经取得明显领先地位的情况下，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自满。设法激起选民们的热情——只要避开他们和我们看法不一致的问题——是赢得大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本周的竞选活动安排是先去英格兰北部，然后再前往苏格兰。星期一上午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我乘飞机飞往纽卡斯尔。在那里，我要参观一家茶叶加工厂，还会有记者拍照。另外，我还要品尝那种像软泥一样、不加牛奶和糖的茶叶调制品，那种感觉跟我在伯恩维尔的工厂里品尝巧克力的感觉有相似之处。
工厂外面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其中有一个身材高大、令人望而生畏的妇女正冲着我这边不停地谩骂。警察劝我离开，但是我想，如果她真的有什么不满，最好是当着我的面而不是在背后说出来。因此，我就走过去和她交谈。我拉着她的胳膊，心平气和地要她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她一下子就完全变了样，她也有常见的牢骚和不安，但让她感到愤怒的真正原因是，她确信政客们都是不愿意倾听别人意见的人。我尽最大努力回答了她的问题，然后友好地和他告别了。离开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她对她的一个朋友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很不错。”多年来参加竞选活动的经验告诉我，不能改变的、敌对的选民是很少有的。恐怖主义分子的威胁造成的悲剧之一是，如今的政治家已经很少有机会让自己相信这个事实了。
星期二安排的竞选活动大都是采用传统的方式：安排了四次步行走访，包括走访索厄比区的候选人唐纳德·汤普森的肉店，然后再去一家超市——我们通常会在超市买上一大堆东西带回我们的竞选巴士。在保守党哈利法克斯分部门前的台阶上，摄影记者为我拍下了那张在蒙蒙细雨中拎着两只购物袋的照片——一只蓝色购物袋里装满了在１９７４年用一英镑可以买到的食品，而另一只红色购物袋里只装了半袋子，那是１９７９年工党执政时在英国用一英镑能够买到的食品。如果只是更多地从政治上而不是从经济上考虑的话，情况也没有变得更差，讲求实际的约克郡人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情况。
当晚回到伦敦后，我接受了丹尼斯·图伊主持的节目“电视眼”的采访。在这次竞选运动中，这是最充满敌意的一次采访，但它也给我提供了一次为我们党的工会改革建议进行有力辩护的机会。不管中央总部怎么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准备后退。我重申了我要和工会好斗分子们进行一番较量的决心。有人声称保守党政府将会面临与工会的一场全面的战斗，我还指出这将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的核心。你的意思是说，工会领袖们认为整个的大选只不过是一场空洞的愚弄和骗局。如果你没有说错的话，那么工会领袖们现在正在这么说，那么，我要做的就是去争取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争取到的最大的多数的选民，我还要去争取英国一千二百万工会会员中的最大的多数。我不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尤其反对工党的观点，他们认为解决工会权力问题的比较好的办法是和工会进行讨论，即与他们订立所谓的“协议”，而不是修改法律。
你知道，如果保守党伟大的改革家沙夫茨伯里勋爵在多年前眼看着作坊和工厂里的工作条件说：我将和作坊老板订立自愿的协议，这不是太奇怪了吗？你认为他会订立这种契约吗？他当然不会。他说：有些事我们必须通过法律来做。
４月２５日星期三，上午举行完新闻发布会并接受电台采访之后，我在中央总部吃了午餐，下午就乘飞机前往爱丁堡了。对于以前向全国各地的听众所做的那种标准的演讲格式，我开始感到厌烦了。这些讲话大量套用我在加的夫和伯明翰两地的群众大会所用的讲稿，再往里面插入一些段落，就作为新闻稿发出去了。最后，我对随身带到苏格兰来的讲稿动了个大手术，但这次却做得有点不太妥当。就在讲话前的几分钟，我还跪在喀里多尼亚饭店的房间里，用剪刀和透明胶带在拼凑发言稿。我的讲稿摊了一地，从一面墙摆到另一面墙，然后再拐回来。特萨·贾丁·佩特森忙乱地用打字机帮我打出每一页讲稿，我在利斯市政厅发表的讲话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稿子。至少，它的内容很新鲜——甚至我也有这种感觉。在演讲的结尾，我加进了我最喜欢引用的吉卜林的几行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