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竞选运动开始之前，有两个重要的策略问题需要处理。一个问题是，我是否应当同意与吉姆·卡拉汉进行电视辩论。就这个问题，早在１９７８年夏天我们就已经开始和电视台进行讨论。当时，英国广播公司（代表两个电视网）同时与我的办公室和首相的办公室进行了接触。在以前的几次大选中也曾考虑安排电视辩论，但最后都没有能够实现，因为几个小党派也坚持要参加，安排起来比较困难。工党和我们党都不愿意接受。但是这一次——１９７８年７月——电视公司只准备组织一个两党辩论的形式，而不考虑小党派的意见。因此，虽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首相的态度，但我们自己还是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建议。但我们最后并没有就此做出什么决定，因为本来预计那年秋季即将举行的大选并没有真正举行。但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戈登·里斯都强烈反对举行辩论，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倾向于拒绝参加。
就在这次竞选运动正式开始之前不久，独立电视公司再次提出了这个想法，建议在竞选运动接近尾声时利用连续的两个星期日举行两次辩论，并由布赖恩·沃尔登担任主持人。这一次，我倾向于接受这个建议。不仅因为我天生就善于辩论，而且我也认为他们大大高估了吉姆·卡拉汉的能力，想利用这个机会揭示出这一点。他是靠不断满足工会提出的要求才使自己功成名就的，所以，我认为对于１９７８／７９年冬天出现的糟糕状况，他应当以一种独特的、个人的方式受到谴责。克里斯·帕顿也赞成我同首相较量一番。而且，当时的形势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首相公开接受了独立电视公司的建议，我可不愿意在竞选运动一开始就因为拒绝电视辩论而让自己处于守势。
但是，当时也有一些有力的反面理由使戈登·里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威利·怀特洛主张我不参加辩论。第一次提出进行辩论的可能性时，我们和工党在民意测验中不相上下。但是到了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的领先优势很可能已经高达十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去冒在电视上进行对抗的风险就有希望取胜。而且，电视辩论当然也有很大的风险。我在辩论中也可能会犯错误，而这种错误的影响将是难以消除的。在通常情况下，吉姆·卡拉汉在电视上是一个完美的表演者，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他的权威和经验向我摆出一付神气活现的姿态。在事前进行的非正式讨论中，我们了解到他希望在第一次辩论中以外交事务作为主题——在这方面他能够施展他的全部力量，这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我原先对于辩论的热情。
而且，工党还准备向自由党提出一个交换条件：他们要在选举前的那个星期五与戴维·斯蒂尔举行一次长时间的会晤。我和我的顾问们一致认为，对我们来说，最严重的危险是自由党在最后关头突然支持工党——这种可能性现在更容易想到，因为前不久在利物浦举行的补缺选举中，他们刚刚从工党手中夺走了埃奇希尔的席位，而且现在正在忙于夸大这次胜利给他们带来的“冲量”——这也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但是，如果没有必要，我不想从政治上对自由党领导人进行更多的揭露。
因此，他们说服我拒绝了参加电视辩论的邀请，我们不值得去冒这种风险。不管怎样，正如我在对独立电视公司的邀请做出的公开书面答复中所说的那样：“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决定大选结果的是一些问题和政策，而不是个人品格。我们应该坚持这种观点，我们并不是在选举总统，我们是在选择一个政府。”我们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由此引起的一些批评很快就平息了。
另一个策略性的问题和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安排有关。戈登·里斯主张干脆全部取消这些发布会，考虑到传媒的影响，他的想法是正确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的事情很少会成为当天的主要新闻——也许一些离奇的失误除外，但值得庆幸的是，在竞选期间并没有出现这类问题。但是，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确实给媒体提供了提出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的机会，但反过来也为政治家们提供了展示其才能的机会。因此，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也是赢得那些老练的新闻记者们的尊重的一个机会，而他们的判断将会影响他们在整个竞选运动中所写的报道。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情况：我们和工党都不愿意把上午九点三十分这一档比较方便的时间让给对方。结果，我们在中央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同时，工党也在广场对面的运输大楼里举行他们的新闻发布会。于是有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大群记者涌进早已拥挤不堪而又太热的中央总部的会议室，他们会引用吉姆·卡拉汉、丹尼斯·希利或者雪莉·威廉斯在工党的新闻发布会一开始时对我们做出的声明和攻击，来向我们提出问题。最后一个产生混乱的因素是由于使用新的“电子新闻采访”摄像机造成的。可笑的是，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种摄像机体积笨重操作不便，但在当时，它们的确大大增加了电视报道的灵活性，也扩大了报道的范围。但是同时，摄影师的人数也增加了。所以，不管是在中央总部还是在我竞选旅行中沿线停留的每一站，那些肩扛式的摄像机以及拖在地上的电缆线经常威胁到我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