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的许多方面，１９７９年的竞选运动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在这次大选运动中，保守党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现在应该进行变革了”作为竞选的主题。这个主题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自１９７４年以来，英国一直是在大幅度地退步；不管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间的保守党政府如何勇敢地努力，但它本身也是退步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大胆地解释清楚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及我们为什么必须采取激进的行动对其加以纠正。但是我很快就认识到，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以及保守党总部的人却总体上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相信，工党已经名声扫地，必将在大选中败北，因此，我们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出现“过失”，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要避开任何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要避免对工会的权力发起攻击。实际上，我只做出了一些很小的让步，基本上还是坚持我的做法。但是，这样就造成了关系的紧张。
我的做法还导致政府和反对党两方的角色发生了奇怪的换位。从竞选活动的最初，工党就多少有些忽视他们自己的竞选宣言——除了一些为拉选票而做出的承诺，比如靠养老金生活的人可以免交电视收看费用等——对他们的政策失误进行的辩解也非常有限。相反，他们集中力量攻击了保守党的政策——有的是真实的，有的则是捏造的。吉姆·卡拉汉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他那种“慈祥的伯父”的和蔼形象，领导了一场极为有效但却完全消极的竞选运动。他们的运动是从三个层面上展开的：首先，每天向新闻媒体提供让人感到恐慌的故事——从加倍征收增值税到大幅度削减国民医疗保健服务。他们声称，如果保守党当选，就会发生这些情况。其次，对我们的承诺的可信性，特别是有关降低所得税的保证的可信性散布怀疑的言论。再次，他们试图把我描绘成一个危险的右翼理论家，不适合担任首相这种要求很高并且工作复杂的职务。工党的战略让我们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极大困境，我们是应当对他们的进攻予以还击？还是应该坚持我们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我们最终只是部分地摆脱了这种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