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得到了另外一个教训。当时存在着很大的压力，要求废除针对寡居母亲的“收入规定”。我对此也深为同情。事实上，作为一名新议员，这是我公开表明自己立场的问题之一。我认为，如果一位失去丈夫但又有子女需要抚养的妇女决定出去工作以便能多挣点钱，那么她就不应该因此而失去部分保险金。作为一个妇女，也许我更了解寡妇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许我还记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一个新近丧夫的母亲到我父亲在格兰瑟姆的店里购买压坏的水果，为的是从她那点微薄的收入中能够节省下来一些钱。面对反对党的攻击，我感到几乎不可能为政府的政策进行辩护。我向官员们和所在部的大臣都提出过这个问题。有一次，当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来向一群政务次官发表讲话时，我甚至也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他对此也显得很同情，但是事情仍然没有任何进展。
部里的官员们对此问题一直持这样的观点：即使对这些最需要救济的人群不再使用“收入规定”，也会在其他地方产生“影响”。当然，从逻辑上讲他们是正确的，但我是多么厌恶“影响”这个词啊！大臣们如果只凭表面理由就赞同这种观点，而不从政治上对其做出判断，那么他们就是错误的。１９６４年，工党政府上台伊始就做出了几个举动，其中之一就是对我现在力争解决的这一问题做出了改变，他们也因此而赢得了信誉，这些对我来说毫不惊奇。我很清楚其中的教训：官僚逻辑不能代替大臣的判断。如果忘了自己是个政治家，那么政治“影响”就会影响到自己。
我在养老金部任职时总是非常忙碌。尽管我和负责战争抚恤的政务次官合用部里的一辆车，但我通常还是一大早从法恩伯勒自己开车上班。在部里，一天的工作可能会从我们两位政务次官与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的讨论开始，讨论的内容可能是稍大一些的政策问题或者是目前的政治形势。然后是一大堆需要我签名或者给我提建议的信。此外，根据大臣分给我的职责领域，我可能还会参加与这些职责领域有关的会议，例如，就养老金问题安排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我也可能会见那些正在准备社会保障前景计划文件的官员——这是一个既有必要同时又很艰难的任务。下午，一个来自压力集团的代表团可能会来造访我，即使是在当时，这种压力集团也多来自社会福利领域。他们要么是要求纠正某些所谓的不正常情况，或者是要求增加某项救济。有时我也会去走访地区的“社会保障”办公室，与那里的职员们讨论一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听一听他们的建议。我一般在议会里用餐，或者与政界的朋友共进晚餐，其中就有厄内斯特·马普尔斯。他是一位热情洋溢、有创见的政治家，在任职交通大臣期间颇有名气。如果有他妻子作陪肯定会让你非常高兴，同时还保证会让你品尝到佳肴和美酒。如果有分组表决，我通常会在十点赶到议会投票，然后带着两三个装满信件草稿和政策文件的文件盒开车回家，晚上阅读这些信件和文件直至第二天凌晨。
我对下院的感觉一直没有变化，这也是我在担任后座议员的两年中形成的。工党席上的对手们并非等闲之辈。迪克·克劳斯曼有着最为出色的政治头脑，而且捉摸不定；道格拉斯·霍顿精于概括，极难对付。但是，这两人我都很喜欢，还下决心赢得所有的辩论。在提问时间段内，当我们的政策受到攻击而我又在辩论中发言时，我喜欢摆出事实和数字与他们进行交锋——不过，我有时候还是应该再谨慎一些。有一天，当我站在议会讲台上发言时，一个文官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辩论中提到的某一点的相关的最新数字。我立即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拿到了最新的数字。”议会里的人们爆发出哄堂大笑，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我这句话是句双关语。
可能是出于运气，我们部把回答提问的时间定在了星期一，就在１９６２年７月那次被称为“长刀之夜”的声名狼藉的内阁改组之后。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离开原职改任财政部首席大臣，而奈尔·麦克佛森还没有接替他到养老金部任职。由于单子上列出的问题中多数都与我主管的那部分业务有关，而不是战争抚恤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不得不代替本部的大臣回答将近一个小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自己和那些我不得不打扰的官员们又得经历一个神经受折磨的周末。工党成员们吵吵闹闹的，而伊恩·麦克劳德是当时在议会中的惟一一名内阁大臣。不管怎样，我还是对付过来了。当有人问及未来的政策时，我答道，我会把这件事汇报给我部的大臣的——“等我们部有了新大臣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