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经重新进入政坛的角逐之中了。１９５６年２月，我给负责候选人事务的保守党的副主席唐纳德·凯伯里写信说：
这段时间，我又感受到了重回现实政治对我的吸引力。刚开始从事律师职业时，我曾想全神贯注于法律工作，但是，在从事了一些有关税法和公司法方面的事务之后，它们非但没有让我把注意力从政治上转移开，反倒使我对政治的关注更加密切了，因为政治对立法是负有责任的，而我在这方面一向有很多的强烈的见解和看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去拜访了唐纳德·凯伯里。把我重新列入候选人名单不成问题——而且，这次还只考虑把我放在保守党拥有的席位中有把握取胜的选区。更令我高兴的是，我发现唐纳德·凯伯里能够始终如一地为我提供可以信赖的好建议——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是如此。对于希望成为候选人的我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然而，在选拔委员会那里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１９５４年，我开始争取成为奥尔平顿的候选人。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年，我还曾争取成为贝肯海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梅德斯通等选区的候选人，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我每次都被列入供最终挑选的候选人名单中，还都发表过一次被大家认为不错的演讲，然后就开始回答问题了。大多数问题都有着同样的意图：问我要忙于家务，还能不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忙选区里的事？我是否认识到如果当一名议员，那么呆在家里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等上一、两年之后再争取进入议会是不是更好一些？有时候问题会更加直接一点：你的孩子还小，还需要照顾，你真的认为你能够同时履行好当一个母亲和一个议员这两个职责吗？
我觉得选拔委员会完全有权利问这些问题。我向他们解释了我家里的情况，说我已经有一个一流的保姆来帮助我。我还常常解释说，我已经发现，只要把我的时间安排好，同时做一个职业女性和一个母亲是可能的。但是，令我感到气愤的是，我察觉到有些批评意见的言外之意是下院无论如何不是妇女应该去的地方。也许选拔委员会的一些先生们可能会有这种偏见，但在当时及那以后，我都发现接近于公开表示出这种偏见的却是妇女。左翼把“性别歧视”这一概念过分简单化了，事实不只一次地证明他们都错了。
这些选拔失败的经历让我非常伤心和失望。毕竟，他们对我的攻击不仅是针对我候选人的身份，而且是针对我作为一个妻子、母亲的攻击。但我绝不会因为他们而退缩，我自信在政治上会有所作为。我也知道，我在从政的道路上遇到的许多人都非常希望我进入议会。并且，最重要的是丹尼斯对此从来都没有过任何的怀疑，他总是安慰我、支持我。
１９５８年４月，我在中央总部与唐纳德·凯伯里又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跟我谈了有可能很快就要选拔候选人的选区的情况，而我也直言不讳地谈到作为一个妇女在选拔委员会那里遇到的困难。但遗憾的是，在有些事情上，即使是最聪明的男性朋友也很难给你提供很有用的意见，这件事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唐纳德·凯伯里还是就这种极其敏感的场合的穿着给我提了一些建议——他说，我的穿着应该显得精明，但不应过于显眼。实际上，他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说，他觉得我当时穿的带棕色镶边的黑色大衣就很合适。他对衣着的鉴赏力很快就将得到检验：伦敦北部的芬奇利选区的议员退休了，而这正是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一个选区。于是我报了名，等着七月份去参加面试。
在伦敦的选区中，芬奇利是我不太了解的一个，因此，我像其他满腔热情想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想办法开始去了解应该知道的一切。我暗下决心，我要做到比其他所有的候选人都更了解芬奇利。一个城市选区的席位，特别是伦敦的一个选区的席位有这样一个有利条件：你会知道当地最受关注的问题通常会与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政治问题非常地接近。而对一个农村或者外地选区的席位来说，情况就不总是这样了。举例来说，像全国一样，解除对房租的控制在芬奇利也肯定会引起争议。移民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政治热点——就在几个星期之后，移民问题引发了第一次诺丁山骚乱。像其他地方一样，经济状况、哪个党更有可能让人们的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并让服务进一步得以改善，在芬奇利肯定也是人们首要关心的问题。对以上所有这些问题，我都非常清楚自己的看法，也知道我该说些什么。
候选人的“大名单”上共有大约一百五十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而其中许多人后来也成了我在下院的同事。经过选区选拔委员会的筛选之后，我参加了他们的初试。可以说，我得到了很多的支持，这令我很满意，但这并不能让我感到十分自信。在这种场合，最热门的人有时反倒不如那些树敌最少的人。随着那些实力较弱的候选人被淘汰，如果对他们的支持转到了你的竞争对手那边，那么你很可能会像赛马时在跨越最后一道障碍时摔倒——而现在，我们也就像是刚刚冲出马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