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月底的那次正式指定大会之后，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的两位要人——索厄德夫妇又邀请我回去参加他们为我安排的一次庆祝晚餐会。他们家住在达特福德选区靠近伊里斯那边，离阿特拉斯防腐剂公司不远。该公司生产涂料和化学产品，斯坦利·索厄德在这个公司担任董事。索厄德的老板——公司的执行董事也出席过我的正式指定大会，还是晚餐会的客人之一：我就这样认识了丹尼斯。
一见到丹尼斯，我立刻看出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在政治方面，他知道的事情至少跟我一样多，但他对经济的了解要比我多得多。他在专业方面的兴趣是涂料，而我的兴趣则是塑料，看起来我们的友谊好像缺乏浪漫的基础，但这还是让我们很快建立了对科学的共同兴趣。在晚餐会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观点是地道的保守主义。
晚餐会结束后，丹尼斯开车送我回伦敦，以便我能赶上半夜开往科尔切斯特的火车。夜里车开得快，那段时间并不太长，但却足以让我发现我们俩还有很多的共同点。丹尼斯酷爱读书，尤其喜欢读历史、传记和侦探小说。《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杂志上的每一篇文章他好像都读过，并且，我们还发现我们俩都喜欢音乐——丹尼斯喜爱歌剧，而我则喜欢合唱。
从那以后，我们多次在选区内的一些活动中见面，并且开始在其他场合频频相见。他风格独特，很有闯劲，还喜欢速度快的汽车，开着一辆“美洲豹”。他比我大十岁，知道的事情也比我多。最初的几次见面，我们谈论的多是政治问题。后来，随着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们也开始偶尔去看看演出并且一起吃饭。与其他的恋人一样，我们也有最喜欢的一些餐馆：一般的约会是在索霍区的一个意大利面食店，有特殊意义的约会则去位于菲茨罗维亚的很不错“白塔饭店”、泽迈街上的法国餐馆以及“常春藤饭店”。丹尼斯的细心体贴让我非常满意。就在我第一次参加达特福德的选举之后的那个圣诞节，丹尼斯送给我一个非常精致可爱的礼物，那是一个水晶粉做的小碗，上面还有一个银色的盖子。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丹尼斯对我可能是认真的。我至今还珍藏着这份礼物。
我们本来可以更快结婚，但由于我忙于政治活动，而他则喜欢橄榄球，所以星期六我们总是没有时间约会。为了对此进行弥补，他对我在选区内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一有问题就立刻解决，所有的后勤问题他都包了。实际上，他向我求婚以及我们订婚这两件事无意中也在政治上帮了我的忙。因为就在选举的前一天，贝丽尔·库克在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把我已经订婚的消息透露出去了，她是希望能最后再助我一臂之力。
丹尼斯向我求婚之后，我认真地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我在政治上投入了那么多的精力，所以真的还没有把婚姻问题列入我的计划。因此，我想先把这个问题往后放一放，等到将来某一天可能会自然地水到渠成。丹尼斯在二战期间结过婚，后来又离了，所以我也知道他向我求婚也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考虑得越多，心里就越有把握：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四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仍然认为当时决定说“行”是我一生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离开ＢＸ塑料公司和科尔切斯特。成为达特福德的议员候选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在伦敦找一份新的工作。我已经告诉选拔委员会，我将按照自己的想法竭尽全力参加竞选，我也真的这么做了。依我的性格，我也不会再去做别的事情了。于是我开始在伦敦找工作，希望年薪要在五百英镑左右。虽然这点钱在当时并不算多，但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还是能让我生活得舒适一些的。我参加了几次面试，但却发现雇主们都不大愿意录用一个为了从政而辞职的人。但我当然不会去掩饰我的政治抱负和追求，更不会放弃它，所以我就继续找其他的工作。最后，位于哈默史密斯的Ｊ．里昂公司的实验室同意录用我做一名食品方面的化学研究人员。这项工作有很强的理论性，与在ＢＸ塑料公司的工作相比，这个职位更让我感到满意。
后来，我在达特福德选区内找到了一个新的住处。实际上，从各方面来讲，达特福德都已经成了我的家。我的房东一家对我关怀备至，真是好得没法再好了。他们天生温厚，乐于助人，并且，他们还都是保守党的坚定支持者。米勒夫妇对我也很照顾。晚上参加完会议后，我经常到他们家去喝杯咖啡放松一下。在科尔切斯特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周末我就经常到他们家去。这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家庭，在战争时期最困难的那段时间结束之后，每个人好像都在快乐地尽情享受生活了。我们也定期地出去参加一些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活动，这时女士们就会费尽心思地穿得漂亮一些。约翰·米勒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每次有聚会，他都会送我一支粉红色的康乃馨让我插在衣服的纽扣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