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我读过这些书，所以对于丘吉尔在１９４６年３月５日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发表的演说，不难想像我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当然，此次演说之所以能够闻名于世，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警告，即：“从波罗的海沿岸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这一横跨欧洲大陆的地区上，已经落下了一个铁幕，在这些被俄国人统治的国家中盛行‘警察政府＇的统治。”但在我看来，丘吉尔的这次演讲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借机呼吁人们在英美两国之间建立特殊的关系，以及它所蕴涵的“英美两国人民带给全人类的‘理想主义’的信息”。自由的理念在我们两个国家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机构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现在看来，丘吉尔的那次演说具有非凡的预见性。但在当时，它却受到了来自大西洋两岸的评论家们的严厉批判，认为这是在大肆贩卖战争论。但是没过多久，在这些人的论调还没有来得及改变之前，苏联对东欧和希腊的意图就昭然若揭了。
到我获得了一个二级化学学位从牛津毕业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世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情况已经知道很多了，但我的性格却没有改变，信仰也依然如故。然而，我对如何看待他人、他们的野心和观点有了更为明确的主见。总之，我已经长大了。这是一个神秘的过程，它把人们带向各种或者显赫或者平庸的职业，同样，经过了这一过程，我也明确了自己此生真正想做的事情。
在大学生活即将结束的前夕，我回到距格兰瑟姆大约十英里一个名叫考比格伦的小村子里参加了一场舞会。舞会之后，一些朋友来到了我住处的厨房里喝咖啡、吃三明治，像往常一样，我又谈到了政治。听了我谈的一些内容，或者也许是我的说话的方式，引得一位男士问我：“你真正想做的是成为一名议员，对吗？”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就回答他说：“对，那的确是我想要做的。”这话我以前从未说过——甚至对我自己也没有说过。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事重重，思绪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