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时起，第一个清晰的记忆就是小镇的交通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被放在一个婴儿车里推着，穿过小镇到公园里去。路上我肯定感受到了格兰瑟姆小镇的喧闹和繁忙，那些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场景是一种令人激动和兴奋的颜色、车辆、人流以及巨大的嘈杂声的混和感受——然而，说来也许有些荒谬，这最早的记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记忆。这是我首次置身于外部世界，所以我肯定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至于那些不太清楚的记忆，我们中大多数人在回忆童年岁月时可能都会有某种朦胧的感觉。我对童年的记忆是一种田园牧歌似的朦胧感觉：阳光穿过菩提树叶子的间隙照进我家的客厅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或者是在店里干活的某个人总是在我的身边，不时地过来抱抱我，或者给我一块糖果来哄我安静下来。家里人常说我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政敌们恐怕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是，我可并没有降生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家庭里。
罗伯茨家族连续四代都在北安普敦郡做鞋匠，这个地区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制鞋业中心。我的父亲原本想做一名教师，但是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被迫辍学了，因为家里供不起他继续上学。辍学后，他又到昂德尔去打工，那是一所相当好的公学（也就是私立学校）。多年之后，当我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埃里克·赫弗——一位来自左翼工党的下院议员，也是经常与我争论的老对手——为了拉拢工人阶级，说他父亲曾经在昂德尔学校当过木匠。但是，当我说到我的父亲曾在那个学校的食品糖果店里工作过时，一下子就驳得他哑口无言了。
我的父亲换过很多工作，但我想大多数可能都是在食品杂货店里打工。直到１９１３年，他才在格兰瑟姆当上了一家食品杂货店的经理。后来他还常常说起那时的事情。当时他一周只能挣到十四先令，其中十二先令要用来支付食宿费用，另外要攒下一先令，直到那时，他才有剩下的那一先令零花钱。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至少六次报名参军，但是每次都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未能如愿。但他的弟弟爱德华却参了军，１９１７年，他在萨洛尼卡服役时阵亡了。在英国，很少有家庭没有蒙受这种丧失亲人的痛苦。战后，全英国都会在荣军纪念日那天举行庄严而盛大的纪念活动。
来到格兰瑟姆四年之后，我父亲在当地的卫理公会教堂里认识了我的母亲比阿特里斯·埃塞尔·斯蒂芬森。她是一个裁缝，自己开了一个小店。１９１７年５月，他们在相识的那个教堂里举行了婚礼。１９２１年，我的姐姐穆里尔出生了。
我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到１９１９年的时候，他们就通过抵押贷款在北帕拉德盘下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面，并在这间店面的楼上安了家。１９２３年，我父亲在亨廷塔尔路上开了第二间店面——这间店面就在我后来就读的小学的对面。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我就出生在北帕拉德那间店面的楼上。
同年，我父亲又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生意，他把与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商店相临的两栋房子买了下来。我们家的店面和房屋坐落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而那条铁路干线——格兰瑟姆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距我家也只有一百码之遥。当“苏格兰飞人”呼啸而过时，我们还能趁机来给我们家的时钟对一对时间呢！当时，我最为遗憾的是我们家没有自己的花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父亲才在北帕拉德更远一些的地方买了一套带一个长条形花园的房子，这可是我们全家企盼了好几年的事啊。
“楼下店面楼上家”的生活可不是用这一句话就能概括的，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可是独具特色。首先一点，你一天到晚都在上班。不管是在夜里的任何时间，还是在周末，只要人们的咸肉、糖、黄油或是鸡蛋吃完了，他们就会来敲你的门。我们家人都清楚，我们是靠为顾客提供服务来谋生的，所以抱怨是没有用的——因此也没有人为此抱怨。当然，除了这些临时来买东西的顾客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经常性的老顾客。对于这些经常性的顾客，父亲或者伙计们——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店里雇有三个伙计，在亨廷塔尔路的店里也雇有伙计——通常会主动上门去取他们的订货单。有的时候我母亲也会去，这时她就可能会带着穆里尔和我一起去，这样，我和姐姐就认识了镇上的许多人。
毫无疑问，我们当然不可能关了店面全家外出去度长假，但通常我们会到当地的海滨疗养地斯凯格内斯去度假。但是，父亲和母亲的度假时间必须要错开。父亲每年外出去度一周假，他会到斯凯格内斯去参加他最喜欢的保龄球锦标赛。与其他的生活方式相比，这种“楼下店面楼上家”的生活让孩子们能够更多地见到父母。无论是吃早饭和午饭时，还是喝下午茶或者吃晚饭时，我都能见到父亲。与其他的家庭相比，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交谈，我对此一直心存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