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虽然有其必然的轨迹，但很多环节尤其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时刻，往往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串联起来的。
如果说中央红军的到来挽救了高岗的性命是高岗的福气，那还仅仅是从高岗个人的命运而言。实际上，陕北能够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改编抗日的“出发点”，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大福气。
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抉择，竟然要感谢国民党的一张报纸。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
包括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军总部、中央红军等在内的这样一场“举国”大搬家，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仓促大撤退。
转移到哪里？何处去落脚？战士们不知道，指挥员也不清楚，只能随机处理了。1934年11月的湘江恶战，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多人，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确定了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但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历尽艰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却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战略方针，提出西进，向川康发展，而且张国焘竟然在与中央发生战略分歧时采取了分裂行动。在此危急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果断地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北上，是个大的战略方向。但是，北上到哪里？
陕甘边与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党中央是了解的。1933年底，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拓夫去江西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陕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会后，贾拓夫留在了中央苏区，并随同红一方面军一起长征。但是，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等大块根据地比较起来，西北根据地的范围和红军的力量都比较小，在其他的根据地都已经丧失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是否还存在？由于当时中央与陕北没有电台联系，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的情况中共中央一无所知。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一年来的艰苦征战，经历了无数次的惊涛骇浪，早已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处变不惊，遇险不乱。1935年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打开了北上的通道。19日，部队来到了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此时，先行到达的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在哈达铺活捉了敌军的一个少校副官，缴获了几驮书籍和报纸，发现其中的一张报纸上刊登有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的红军会合的消息，并且有“匪区”略图。
这真是久旱逢甘霖，来得太及时。当这张“联络图”送到聂荣臻的手中时，他立即命令骑兵通讯员迅速把报纸送给毛泽东——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历史镜头，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9月20日，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红军“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据杨成武在《长征记》中回忆，毛泽东还风趣地说：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既有红军，并且还是两支红军，又有根据地，这对于苦苦寻找落脚点的党中央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会后，立即组建了由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向陕北挺进。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10月21日，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以西一举将尾随而来的马鸿逵部及国民党军一个骑兵团全歼，并乘胜将后续的三个团击溃，痛快淋漓地割掉了“尾巴”，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
在“切尾巴”战斗的前一天，10月20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就在吴起镇先后听取了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的汇报，了解到了西北苏区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并立即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以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与贾拓夫同行的李维汉回忆说：
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领导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70页。
错误严重，形势危急，不容迟疑。接贾拓夫和李维汉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下令：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习仲勋：《红日照陕甘》，《星火燎原》选编之四，第23页。
然后，派中央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左”倾分子控制的西北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西北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及时、果断的，也是慎重、严肃的。11月2日，毛泽东来到下寺湾，3日，在下寺湾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为委员的党务委员会，审查西北错误“肃反”事件。
同日，党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等；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会议还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合，迎战第三次“围剿”苏区的敌人；张闻天等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
党中央对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组建后，1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机关驻地下寺湾；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机关驻地瓦窑堡；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苏维埃政府主席乔钟灵；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后因谢维俊被叛匪杀害，特委未建立）。两个省委和三个特区统归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办事处领导。
11月7日，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受到了当地机关干部、部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午，中央党务委员会即下令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因西北错误“肃反”而被关押的100多人。
11月1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
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党务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公布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在会上代表党务委员会宣布了刘志丹、高岗等受冤屈的同志是无罪的。
这份被李维汉称为“也有缺点错误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是这样公布的：
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在这次会议上还宣布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指出：
陕北“肃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的处分，因顾及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予严重警告。”
12月13日，毛泽东由前线回到了瓦窑堡，与周恩来等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蒙冤受屈的人员，给予他们亲切的安慰与鼓励。
这是高岗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相见，背景是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使高岗幸免于难。虽然此时西北根据地的代表还是刘志丹，西北党的领导人还有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毛泽东对高岗还未必有更深刻的印象。但是，对高岗而言，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他非常有可能在“左”倾分子的屠刀下命丧黄泉；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他也很难在短短的几年间就迅速成为党在西北的最高领导人，更不可能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
因此，即使毛泽东当时对高岗印象不深，但高岗对毛泽东是非常感激的。
只是这种感激之情还需要时间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