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6)

在我念哈佛的时候,他们教的统计学可以说是一团糟。要不是亚历山大在研究所教了几周经济统计学,揭开面纱而让我们一窥真正面目,我真的是一无所知。另外,莫斯提勒(Frederick Mosteller)加入哈佛的社会关系系,教一学期的数理统计学导论,后来又引导我修习文献选读的课程。在我的记忆中,他所教导的重点不是技术,而是理解。在他的建议下,我把握了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供博士论文奖学金的机会,一方面撰写我的博士论文,一方面也到哥伦比亚大学选修数理统计的课程。所以,我得以从瓦德(那是他在印度坠机身亡前最后一年的执教)、伍弗罗兹以及安德生(T.W.Anderson)等教授那边,学到了详尽的统计理论。

1950年5月,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担任经济暨社会科学系的统计学助理教授。从莫斯提勒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所学到统计学,引发了我的兴趣,当时曾有意终生投入于经济学的机率模型研究。此时,我的博士论文也已顺利展开。(这篇博士论文赢得哈佛的魏尔斯奖,奖金是以1951年的币值计算的500元,而且交出论文手稿,即可出版成书。可是我却一直没这么做。目前哈佛这项奖学金的给付金额比当年多上几千美元;因为我想我的论文应该还可更好,但一直没有找到时间修正。)一旦我们建构可应用于实际生活的模型,并领略其中乐趣,几乎都会体会机率理论在引发内在兴趣以及确保实务运作的成功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后来的情况并不是如此。

精益求精

除了教授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之外,另外如先前提到的,我也在研究所教景气循环这门课。当然,我自己要先弄清楚,我先究竟要让学生知道哪些东西。我们这些从事教师的人常说,学习一门课的最佳方式就是教这门课。这句话固然存在某些真理,但还不算是真理的精髓所在。你不必要教了某一门课,才能精通其中的技术性细节。基本上,相关的书籍就能在这方面发挥不错的效果。假如你很慎重地看待教课这件事,那么在过程中,你会努力找出,究竟要怎样才能把手上的这门课解释清楚;而这就已经是属于较高层次的理解了。但还有更高的层次。当同一门课教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时,你对该课程主题的轮廓、组织的原则、要表达的信息、乃至它与经济学的其他部分以及实际经济生活的关联,都会有一番新的体会。结果确是如此,我开始时是教景气循环理论—举凡庇古、罗伯生(Robertson)、哈伯勒、卡莱奇、梅兹勒(Metzler)、汉森、萨缪尔森、希克斯等各家的理论无所不包—但到最后我教的变成宏观经济学(及经济成长)。

如果说我是自学有成,固然令我沾沾自喜,但这样的说法充其量只对了一半。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同事—萨缪尔森当然在其中,还有毕休普(Robert Bishop)和布朗(Cary Brown)—也都是这一个转型世代中的一分子。当凯恩斯创造出宏观经济学之际,他们是第一批感受到这股震波的学者。(请注意:凯恩斯的确是创造了宏观经济学,我在其他地方曾引用庇古对此事的看法:“据我的了解,在凯恩斯之前,应该没有人把所有相关的因素,包括实质面的以及货币面的,并同考量,他透过单一正式的体系,而得以一贯地解析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这就是我所说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这种意义的宏观经济学,正是我当年所欠缺的。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同事的对话中了解到这一点,而且我也迅速地让这种宏观经济学成为我心智世界的一部分。说也奇怪,身为美国人的我,当时对瑞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却较为熟悉,对凯恩斯或英国的凯恩斯学派的论述反而较为陌生。在研究所的期间,我读过林达尔(Lindahl)、缪达尔、俄林(Ohlin)、朗柏格(Lundberg),特别是威克塞尔等人的著作,这些书籍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我应该是由哈伯勒引领进入现代斯德哥尔摩学派(Stockholm School)的世界(买书的钱则是军队薪饷付的)。威克塞尔是我自己发现的,我一直偏好他的理论,原因是在19世纪的大经济学家之中,以他的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精神最为接近。在《利息与价格》(Interest and Prices)一书中以及对“艾克曼的问题”(Akerman’s problem)的附注中,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观点相当接近庇古的定义。如果威克塞尔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该有多好!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细述自己如何在195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成长理论,此处不再重复。在我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上,未曾清楚强调的是,我对成长理论的投入,有多大程度可以视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宏观经济学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我在构思这次演讲时才想清楚的。哈罗德-多马理论(Harrod Domar Theory)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成长路径的严肃课题。而我之所以修正该模型,主要是着眼于使模型所导出的成长路径,更符合历史的时间数列资料所实际呈现的状况。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完整、封闭的综合模型里的部分问题而已。我的成长理论强调资本面的理论架构,大概也是受到威克塞尔影响的结果。

成为总统幕僚

下一步的演化,应该算是肯尼迪主政时代我在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日常的经济政策,从来不是我的专长。有一天午餐的时候,我听到萨缪尔森谈到,他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写好财经新闻做准备,这席话令我相当震撼。等到自己更为成熟之后,才了解这句话相当接近真实状况。不过在1960年总统大选期间,我只是一位旁观者并没有人请我加入肯尼迪的阵营。所以当我在深夜接到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海勒、托宾以及戈登——的电话,要我请假并加入为幕僚时,的确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向我这位成长理论的小子放出钓饵,我可以在委员会里头做一位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只专注于长期政策的思考,而不必理会每天争吵喧闹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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