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4)

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是相当重要的。我想上面的叙述已经为经济学界的现况以及近期的演变透露了讯息。我前面提到,我是在1940年高中毕业的。当时,我比我的同班同学小了一两岁;不过1940年18岁的人,如今也66岁了。所以,再过几年,在活跃的经济学者之中,恐怕已不会有人对30年代有清楚的记忆了。那一代因深感有必要了解经济大恐慌而投身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者,很快就要从工作岗位退休。在今天大部分中青年宏观经济学者的眼中,“景气循环”是一低度变异、自我相关不大、稳定而随机的过程,依循着一个大体令人满意的趋势而产生。这样的观念架构,和我自己在这个专业领域的成长背景所形成的架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也许他们的观念是正确的。我无意像个顽固的老学究,一再危言耸听,宣称明天就会有经济大灾难临头。因为其间所涉及的知识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从机率的角度来看,我从不认为重大的经济衰退会经常发生。但将之视为机率微小事件而建构的经济模型,我也没把握是否有用。我从根本上就怀疑,以机率的观点来思考重大的经济衰退,能否传送正确的信息——或是接收到正确的信息。我认为许多当代的学者基本上是把严重衰退的可能性视为一项指标,显示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潜藏了一些机制,可能导致经济长期远离理想的均衡状态。引发这个问题的导火线,可能是内在或外在事件共同的影响。就宏观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了解这些机制为何,以及可以采取哪些防卫政策。当然,对宏观经济学的评价与思考,绝不仅只于此。但我认为如果当代宏观经济学不理会这种可能性,也是错误的。

我在1940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经济学原理是我大一的四门课之一。当时,我压根没想到会成为经济学者,恐怕连所谓“经济学者”的职业都没听说过,其工作的内容则更不用提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原本打算往生物学的领域发展;大一那年,我两个学期都选修了生物学的课程,而且都获得A。但是我逐渐了解生物学并不适合自己,所以转而主修一般性的社会科学,在大二、大三,我修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

经济环境的激荡

1940年至1942年在哈佛大学部修习经济学的期间,我对于美国30年代刚发生过的经济大恐慌,并没有学到一套完整的思考架构。1939年至1940年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成长了百分之八,而在1940年至1941年间,则成长了百分之十八,1939年至1941年的失业率下跌了七点三个百分点;这些成果系受战时生产扩张之赐,不管是出口还是国内市场的均不例外。(各位都了解,当时我们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尚无任何概念;这些数据资料是后来推估的数字。但是如果按照当时所做的工业生产统计,1940年与1941年分别成长了百分之十五及十八。)那时我们使用的教科书及课堂上的讲解,都无法对当时在周围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有系统的说明,让我们有全盘性的了解。由当时若干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也可看出,他们对当年的经济情势也一样理不出个头绪。

当然,并不是全部都一无是处。我上了史立特与邓洛普(John Dunlop)有关劳动经济学的课程,还有史威济(PaulSweezy)的马克思经济学,我从他们那边学到的知识,至今依然记忆深刻。

对我们这一代战后经济学者而言,有三本经济学巨著建构了我们的理论架构,而其中两本此时已出版: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以及希克斯在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第三本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在1947年问世)。在当时,一些明星级研究生如萨缪尔森、梅兹勒(Metzler)、马斯葛雷夫(Musgrave)、托宾、亚历山大等,毫无疑问地都从这两本著作的观念获得一些启示,而这些观念后来也在经济学界引领过一阵风骚。但这两位经济学大师的著作,并没有很快地进入大学的课程。对当年僵化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而言,这些都是太新的观念。重点是,我并不觉得经济分析可以深入到当前世事的核心。因此,我并没有下定决心专攻经济学或成为经济学者,反而自愿入伍,因为我认为这是更有建设性的事。

三年后,我从军队退伍,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到校园,去修完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事实上,当时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让我从容地选择。虽然那时我表现出来的模样,好像是要把无限个单一期间效用的折现值发挥到极大化,不过你无法在我身上获得证实。对我来说,那种感觉好像是对自己说:“究竟在搞什么鬼。”

里昂惕夫的教诲

1945年9月,哈佛仍然力行其“导师制”。每一位大三与大四的学生——当时我大三——都被分配到一位导师,每周会面一个小时。导师会指定一些阅读的文献,偶尔也会要求学生撰写短篇报告,两人再针对一周的功课进行讨论。我的导师是里昂惕夫。也许,那纯粹是一种运气。也许是因为我过去的成绩良好,总是拿A。也许正好相反;导师是外国人,又是一位理论家,也许感觉就像是身陷于外国人聚居之区。但不管如何,这的确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里昂惕夫身上,我了解到经济学不是一门大杂烩,而是一套建立在极严谨的理论与实证架构上的科学。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间,他教给我部分架构的细节。我必须承认,是里昂惕夫引导我走向了经济学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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