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9)

自己寻找结论

我扩大后的题目的第二部分,其实和第一部分是息息相关的。我引用了40年代芝加哥大学所流行的说法:“上帝并不存在,但奈特是它的先知。”事实上,我是在奈特的影响下而转变的。然而他可说是一心一意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无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内或之外,这世上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每件事、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一切都可以公开接受批评与挑战。我们有道德上的责任去找到自己的结论,纵然有时必须公开检验奉为知识导师的先知,亦在所不惜。

我之前曾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题目是《胜过耕田》(Better Than Plowing)。文中指出,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乃至对学术生涯、实证分析与规范性立场的态度,受到两个人的重要影响。其中一位是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他的影响完全在观念上。我曾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回溯在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中威克塞尔的奠基与后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和我的研究有紧密关联的宪法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在比较与对比之下,这次的演讲让我有机会,纵然不是直接的机会,来更完整地探讨另一位深刻影响我的人——奈特。他对我的影响,不只是透过观念,也透过延伸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亲密友谊。

从1940年开始,我就称自己为“经济学者”,我的兵役记录上就是这么登记的。这是因为1940年6月从中田纳西州立师范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Teachers College)毕业后,我获得了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1940~1941学年的经济学研究所奖学金,并在1941年取得硕士学位。我上了一些标有“经济学”名称的课程,成绩也相当好。然而,如果按照我自己所偏好的定义,我在那一年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的经济学。我检讨了罗斯福新制度的工作与构架;我也了解中央银行的理论与政策;我还学习有关租税及预算程序的一些知识;另又修了一些初级统计学,特别是在统计实务方面。不管是这些课程,还是先前在大学的课程,我都不曾从中对市场组织的原理有适当的接触。我对非中央控制型市场运作(Decentralized Market Process)的协调特性一无所知,这样的无知使我在面对准马克思主义者(Quasi-Marxist)对经济史以及经济现实的论点与解释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但却也让我在后来面对问题时,能保持开放的观念。

研究所那年追随怀特(Charles P.White)的经验,让我学习去体会一位研究者的投入精神,他所开的研究方法论可以说是知性的高峰。怀特灌输我研究过程的道德标准。和他相处的经验,不管是在研究生还是研究助理的阶段,确实带给我一些战后经济学训练中经常所欠缺的部分;我认为战后养成的经济学者,经常是技术能力超过行为规范。

依照研究主题,或按字面意义,再加上学习了一些专业,我在研究所毕业时,的确算是“经济学者”了,但我对于整个经济的运作程序,仍缺乏一贯的看法。如果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任何人想自称为经济学者,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我经常在想,这种无知是否只是我个人特有的情况,抑或其他立志成为专业经济学者的人,也同样地对未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不具备最粗浅的概念。

进入芝加哥大学

1946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冬季班就读。我选择芝加哥大学时,对经济系的师资阵容并不很清楚。我可以说是完全受到大学时代政治学老师辛姆斯(C.C.Sims)的影响,他在30年代末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辛姆斯对芝加哥大学智识酝酿与人文荟萃的情景娓娓道来,令我印象深刻。他近乎诗意的说法深得我心,于是我这一辈子首次开始认真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最好的选择。辛姆斯相当精准地传达了芝加哥大学校园中的知性的蓬勃盛况,此种盛况至今未曾稍减,举世无一处可与之比拟。

在第一季的课程中,我修了奈特、休兹及李兰德(Simeon Leland)等教授的课。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人员中首批返回校园的研究生。不论芝加哥或其他学校的研究所,到处都充斥这类的学生。

就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可能在1946年2月中旬左右,我对整个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理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我第一次能够用市场经济秩序的原理来思考问题。由于对竞争性结构模型运作有了认识,让我在对实地观察的经济问题提出建设性批评时,有了可以参考的标准。我第一次称得上是一位经济学者了。

我把这样的转变直接归功于奈特的教导。不过在他的教导中,提出的问题可能超过解答的问题。奈特并不是很有系统的老师,而且在对经济学究竟如何,他自己的解释一直相当含糊。他从未能摆脱配置——极大化的典范(Allocating-Maximizing Paradigm),这种典范会分散我们对协调典范(Coordination Paradigm)的注意力,而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后者才是经济学的中心所在。但是,奈特的经济学却将这些部分相互冲突的观点做了巧妙的混合。对我而言,由于强调组织面,已足以将配置派的论点降至次要的地位。就这一点来看,我先前提到自己的无知,毋宁是一种幸运。假如我在进芝加哥之前,就已接受过所谓“更好”的经济学训练,那么我几乎不可能体会到协调原则的重要性,并将之提升为我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中心思想。我可能会像许多同僚一样(除了极少数曾经在早期接触过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基本上一直是属于配置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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