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学
在偶然的情况下，我选修了几门经济学的课程。这也可以说是幸运之神降临，因为当时罗格斯大学经济学系网罗了两位非常杰出的老师，他们对我的一生影响重大。其中一位是伯恩斯，多年后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的理事主席，目前则是美国驻前西德大使。当我五十多年前初次受业于他门下时，他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在后来的接触中，他不断灌输我科学上求真、精确与一丝不苟的信念，对我日后的学术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位改变我一生的老师是琼斯（Homer Jones），当时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博士班修业，来罗格斯大学只是兼差性质。他们两位在半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是我最亲密的挚友。
琼斯后来到圣路易的联邦储备银行担任副总裁，负责经济研究工作。他对美国的金融情势了解深入，在这项职位上对美国利率的走势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在所有12家联邦储备银行中，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的出版品无疑最常被学术研究引用，这全应该归功于琼斯。
假如不是幸运地结识这两位杰出人物，我的一生将会截然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一机遇，使我碰到了第四项巧合。在大学毕业之后，我仍为到底要继续读数学或经济学而彷徨。像所有依赖经济支援的年轻学生一样，我向许多大学申请奖助学金或研究助理的职位。在30年代学生所能得到的经济资助和今天的各种优厚的奖助学金计划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很幸运地获得两所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分别是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以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至于我所以能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自然是因为琼斯向他在该校的老师奈特积极争取的结果。
面对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我几乎是到了要用掷铜板来决定的地步。假如我去了布朗，我将会成为应用数学家。由于选择了芝加哥，今天我成为了经济学家。就像诗人弗洛斯特所写的，“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我不能说自己选择的是人迹较少的路，但无疑地，我所选择的路决定了往后的一生。
当年我会做这样的选择，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学在知识上的吸引力，或许这根本不是主要的因素。伯恩斯与琼斯的影响很大，但也不是惟一的因素。当时的环境与时代，至少应该也同等重要吧！我在1932年大学毕业时，正逢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恐慌的谷底，当时最受瞩目的问题就是经济。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业水准？如何解释一方面是需求强劲，但另一方面却有广大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解决当前燃眉之急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比应用数学家或精算师更能发挥作用吧！
名师启迪
我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1932年秋季，有一门课是由威纳讲授。对我而言，这位伟大的老师不但是经师，也是人师。从专业领域来看，他的课程为我开启了一个新世界，让我了解经济理论是一套首尾连贯、逻辑完整的知识，绝不是由一些支离破碎的主张或命题拼凑而成。这门课程毫无疑问他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知性经验。
除此之外，在这门课程中，我也结识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同学萝丝·戴瑞克特（Rose Director）。威纳是以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来安排学生的座位，因此萝丝和我比邻而坐，这又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在若干年后结婚，47年后的今天，依然共度幸福美满的生活。这里我要再提一次机遇的重要性：萝丝在奥勒兰州的波特兰市长大，而我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小镇，我们在芝加哥的经济学课堂上相遇。这一切是不可能由任何人事先刻意安排的。
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师资阵容，还包括奈特、西蒙斯、明兹、道格拉斯以及舒兹等。经济学界对他们的大名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经济学领域以外的人士就未必知道。他们堪称是一群才华卓越而各有专精的经济学家，经过他们调教的研究生也同样出类拔萃。事实上，今天在座的除了萝丝之外，还有一位我的同学，那就是鲍尔定（Kenneth Boulding）。我从那时起就认为，我们从教授处所学到的，还比不上同学之间相互切磋的心得，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教授的真正功能，恐怕只是提出一些主题，供大家自由讨论吧。
再继续谈我个人的经历。舒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统计学及数量经济学，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霍特林的好友。经由舒兹向霍特林推介，我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所以在芝加哥一年之后，我就前往哥伦比亚大学。
霍特林在数理统计学方面给予我新的启发，一如威纳在经济理论课程上对我的影响。除此之外，米契尔（Wesley C. Mitchell）不但引导我用制度性的观点来处理经济理论，也介绍解决景气循环的不同方法；而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则教导我独特的创见，即结合纯理论与社会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方法。同样地，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也是头角峥嵘，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
理想的学习环境
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愿意做这样的结论：至少在30年代，对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学者来说，最理想的学习环境组合，应该是在强调理论的芝加哥大学待一年，也到强调制度影响与实证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待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