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天，我正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程，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小额赞助下，我与希克曼（Betr Hickman）、戈登（Aaron Gordon）在斯坦福共组了一个团队，成员是OECD国家中建构国际经济模型的专家。我们决定推动一项新的专案研究计划，将国际经济的传动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建立模型。初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支持，由龙博格（Rudolf Rhomberg）积极参与，而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予支持。
这是不折不扣的团队工作。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模型建构专家以及国际经济学者齐聚一堂，在初步会议上交换意见，他们了解这是值得研究的专案，但并不确切知道究竟该如何进行。透过积极的团体讨论与个别分析，我们终于决定了一些方法与目标。经过这样的互动与努力，我们孕育出名为LINK的专案，即“国家经济模型的国际连结”（The International Linkage of National Economic Models）。在往后十五年以上的时间里，该项计划仍在持续运作，并寻求突破。
我们很早就发现，发展中国家将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国际货币基金主要的兴趣是对OECD国家进行相关的经济分析，然而联合国方面对上述专案的支持者，则持续敦促我们要关注发展中国家。LINK专案开始时涵盖十三个OECD国家、四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之后持续扩大为包括七十二个国家或地区——涵盖所有OECD国家、大部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这项模型建构工程的协调整合工作，其繁杂的程度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目前正在费城从事把每一个片段结合起来的工作。但每一个别部分仍然可以单独存在。
在这十五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成功地导入浮动汇率、处理石油价格变动的问题、纳入新的国家特质、引进初级商品、修正难以计数的运算程度，也透过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解决了许多政策上的问题。至于资本流量分析、各国之间政策的协调以及最适控制（Optimal Control）方式，则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经由上述说明，大家很容易看出在我的计划经济研究与应用中，电脑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这方面的故事尚未终了。许多有趣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推陈出新。目前，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三：①用微电脑来处理传统的计划经济问题。如此必须大幅缩减系统的规模，以适应桌上型电脑有限的处理能力；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方面的限制正逐步消失中。不过，若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仍然需要加以精简，使其规模能契合目前这一代微电脑的处理能力。②合作运算，即将传统电脑连线为一个网络，以同步运算；LINK系统就是一个很理想的测试个案。③运用超级电脑（Super Computer）来适应规模不断扩大的LINK系统之需，到目前为止，该系统已包括15000条以上的动态非线性方程式。
在各个营利性计量经济研究中心、官方的单位及一些大学的研究中心不断提出改良的版本后，布鲁金斯模型已自动退位，同样地，LINK专案有一天也可能会丧失既有的光芒。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有自己的多国模型，而OECD、日本的经济企划厅、欧洲共同市场以及华顿计量经济中心等也是如此。在1968年尚属成败未定的研究方向，如今已是分析世界经济时常会重复运作的工具。
与亚洲国家的交流
我在1970年前往东欧及苏联时，他们刚成立的研究单位正开始着手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建构。我尽力帮助他们，因此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或华顿计划经济中心都有许多前来受训的学员。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至于中国的情况则有点不同。1978年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在1980年秋接受国家科学院的赞助，率领一组经济学者造访当地，希望建立学术交流。接续此次的访问，我个人又在1980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了一次计量经济的暑期研习会。此后，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也来到费城。尽管进展极为有限，但为LINK建构中国模型，并维持运作，总算有了好的开始。我们原已有自己的中国模型，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Laurence Lau）所建立的。1984年，我再度造访中国，继续讲授计量经济方法，并鼓励他们加入LINK专案。1982年至1983年，我们在中国台湾地区就建构和LINK相容模型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后来，我们陆续在马尼拉（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及菲律宾发展研究所（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合作）、曼谷（与联合国亚大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合作）、新德里（与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合作）等地，和当地的经济学家开会讨论，努力使整个远东地区都有良好的LINK模型。
以上说明了我四十年来在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上所做的努力，至于政治面或是通俗性的工作则未提及。事实上，1976年我曾担任卡特总统经济任务小组的召集人。在卡特任内，我对白宫的各项经济事务给予襄助。对宾夕法尼亚州长夏菩（Mition Shapp）及费城市长古德（W．Wilson Goode），我也提供类似的帮忙。这些经验让我学到很多。我稍稍了解如何和媒体打交道，维持公共形象，以及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取舍。这些经验都非常有趣，我也很高兴有这些机会，但我个人最感自在的仍是在学术界，也就是从事前面所提及的种种研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