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但是，从我刚读完的你的这本书里，我可以看出来，你确实不同意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不是如此呢？
索洛：
是的，当然。但那不是我们写那本书的目的。
汪丁丁：
但在我的阅读里，不论是你或者英国剑桥的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很多对芝加哥学派方法论基础的批评。我倒是读了赫伯特·西蒙对芝加哥学派方法论的批评，他写了许多这类批评，而且批评得非常严厉。
索洛：
是的。我承认。不过方法论问题确实也不是我所喜爱的论题。所以我倾向于在这方面不发表任何意见。
汪丁丁：
我明白了。或许今天下午我会就这个问题请教萨缪尔森教授，他在这方面著述颇多。那么我们可以进行第四个问题了。你同意吗？
索洛：
是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第四个问题了。你那个问题首先问我：“……你是否觉得今天的经济学进入了某种危机？如果你确实如此认为，那么你认为那将是什么危机？如果你不认为如此，那么对中国的经济学家你愿意指出哪些有希望的理论发展方向？”让我开始回答吧。首先，我不觉得今天的经济学有什么危机。我认为我们面临着一些在理论上非常困难的问题，而且我们也显然面临着实践方面的非常困难的问题，在经济政策方面。让我给你举几个例子。首先是我目前正在研究的理论方面的困难问题。其中的一个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理解到，人们的预期会多么严重地影响经济系统的行为，我们同样明白了，人们的预期可以非常迅速地改变，由于今天的通信技术不断得到改进，今天我们的传真，电子邮件，等等通信手段不断得到完善……我觉得这些技术上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们预期的动荡性（Volatility），因为这些技术大大加快了新看法，新消息，以及恐惧和信任在人群中的传播。所以非常可能地，人们的预期将在我们的经济中变得甚至更加重要。而我们对预期的形成与传播机制却了解的非常少。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难之一，当预期变得日益重要时，经济学家对它的理解却很可怜。所以，理解人们预期的形成，变化，传播的机制，这成为今天经济学家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不过我不会就此将它描述为一场“危机”，因为它没有在其他经济学基础方面投下怀疑的阴影。这只是一个新出现的难题，需要去解决它。另一个与此类似的困难课题，与技术进步有关系。那就是技术是怎样传播的。我们看到从工业革命到美国的福特主义革命到今天的电子技术革命，技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必须学会分析这一过程。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学习新的东西，修改我们的经济分析方法，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我总是提醒我的研究生们，经济学不是物理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物理学定律大致永远不会改变，例如光（在真空里）的传播速度，在一万年以前与在今天是一样的。但这绝不是经济学的情况。经济学里从来没有这样一万年不变的定律。所以说，经济学里面的定律绝不会永远成立。当现实经济发生了变化时，我们的理论也必须改变。这是经济学始终面临的问题。我刚才说的那两个困难的课题，预期的变化与技术传播问题，它们不是经济学的危机，因为经济学一直就在改变着。它们只构成今天经济学面临的新的问题。
我打算向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两点建议：首先，他们应当尽量迅速地学会西方人的经济理论。因为那是我们至今找到的最好的经济理论了，应当迅速地学到手。然后，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情是，不论他们从这里学到了什么，他们必须将这些东西具体地结合到中国的现实当中。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实质性地不同于例如北美的和欧洲的经济，必须结合到中国的历史，国土规模和社会制度。如果中国学生简单地将他们欧洲和北美的老师喜欢的东西运用到中国环境里，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必须学会对自己说：瞧，这里有一些观点，在将它们运用于我们的经济，国土，社会制度，以及我们运行经济的方式的时候，是否必须对它们加以修正呢？通过将经济学观点结合到中国的现实中去，他们将发展出新的观点，从而他们的理论将成为经济学演化过程的一部分。
所以，我的建议有两部分。首先是尽量多和尽量迅速地学习欧洲和北美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但是，其次，不是简单地将这一经济学搬到中国去，不是说，你看，它已经适用于欧洲和北美的经济了，所以一定适用于中国。
汪丁丁：
索洛教授，你刚才已经提出了目前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困难课题。鉴于这些问题实质上是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联系在一起的，你是否觉得从这些问题可能潜在地导致当代经济学的危机呢？
索洛：
我不认为如此，至少我还没有看到。
汪丁丁：
例如，你刚才指出的那两个问题，它们不是与我们对人类理性的理解和经济学处理理性的方式有关系吗？例如最近人们讨论的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与演进主义的假设之间的重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