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7日给索洛教授的信
亲爱的索洛教授：
感谢你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就下面这些问题，请你务必提出你的看法、更正以及批评。作为一位卓越的老师，你的批评将和你的答复一样有价值。
问题一
最近（1995年），你和弗兰科·洪教授写了一本书《关于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批评性论文》（A Critical Essay on Modern Macroeconomic Theory）。在那本书里，你们批评了“合理预期”学派的经济学，你们认为那是滥用了关于经济行为人完备视野和关于市场完备竞争性的工具性假设。为了把现实世界的相关性带回到经济科学里来，你们提出了另外一种宏观经济模型，你们认为它具有更坚实的微观基础并且更好地应用于日常经济生活。
你是否愿意，以你长期以来为人称道的那种把高度复杂的技术性语言清楚地解释给局外人的能力，为你的中国读者（他们许多人也许还没有掌握现代经济理论）勾勒一下你们那个宏观经济模型呢？
问题二
在阿罗教授（1962）的《边干边学的经济学涵义》（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和你的（1960）《投资与技术进步》（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Progress）（该文发表在阿罗主编的一本书里）之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联系。我是指你的关于技术（或人类知识）的物质资本形态的“弹性 - 刚性”假设。不过，正是被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明确地定量化了的那个所谓“溢出效应”最终被卢卡斯和罗默接受并发展为他们的“人力资本驱动”增长模型。事实上这些模型的作者们试图将整个技术进步过程内生于他们的模型。你是否愿意就此类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在你看来它们面临着的根本问题提出评论？你是否同意，由于科学发现的实质，任何试图将技术变迁内生于模型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你是否同意，例如阿罗教授（在《知识的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里）所认为的，对知识生产过程本身的预测是不可能的？
问题三
中国读者将会对你就社会学与经济学关系的反思感到很大的兴趣，特别是你早年在哈佛读书时曾经从帕森斯学习社会学。帕森斯关于“社会系统”的功能主义理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你的（例如1956年的）经济增长方程体系呢？你是否能够简述一下在你与麦克劳斯基1988年主编的那本书—《经济学话语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hetoric）里面你的位置是怎样的？（汪注：麦克劳斯基一直从后现代角度批判经济学的“话语”，索洛，以他对包括“后现代”理论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广博学识，为该书写了一篇评论。）
问题四
你是否认为今天的经济学面临着危机？如果你认为是如此，那么这危机是怎样的？如果你不认为如此，那么你能否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预测几个理论发展的有潜力的方向？
与索洛教授的谈话
（索洛教授每年的这个时候去大西洋靠近麻省的一个小岛—玛沙葡萄园度假，那是总统们和学者们常去的著名度假地。由于费用太高，我只好满足于电话访谈。）
汪丁丁：
请问索洛教授在家吗？
索洛：
你是汪教授吧？我正在等着你来电话呢！
汪丁丁：
谢谢，我住在“假日饭店”，不知为什么长途电话半天才接通。我已经把准备向你提的问题传真给你了……
索洛：
是的，我已经读过了那些问题，并且在上面做了边注。我等着你开始呢。你打算怎样呢？有录音带吗？
汪丁丁：
是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已经接好录音机了。不过我在路上又修改了一下问题的顺序，因为刚买到了你最近的一些著作，其中一本写得真好，是1997年出版的，题目是《从“边干边学”学》（Learning from Learning by Doing）我今天早上才读完它。读过以后觉得也许应当先向你请教第二个问题，然后是第三个问题……
索洛：
可以。我们先讨论第二个问题吧。
汪丁丁：
让我从这本书开始吧。我读它的时候感觉到你的口气，你的语调，那是很批评性地评价所谓“新增长理论”的。这证实了我的（在没有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索洛：
对的。事实上，我在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边上做了注，打算在回答那个问题时告诉你有关我这本书的内容。现在你居然已经知道了并且读过了这本书。
汪丁丁：
（笑）是的。我刚刚读完它，文笔精彩极了。那我们就从这本书和我的第二个问题开始吧。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让我干脆读给你听：“在阿罗教授（1962年）的《边干边学的经济学涵义》（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参见我写的《近年来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反思》和你（1960年）的文章《投资与技术进步》（发表在由阿罗编辑的一本书里）之间，我发现一种相当明显的关联，我是指你对以物质资本的形式固化了的技术（或者叫做“人类知识”）的“弹性 - 刚性”特征描述。（汪注：这个概念的英文是“Putty-Clay”，这是索洛教授早期的重要工作，参见前引我的综述文章。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当代芝加哥学派的新增长理论模型里可以感觉到索洛的这个概念的重要影响，例如在卢卡斯的模型里，或者在罗默的模型里。如果新增长理论家们不使用这个概念的后半部分，那么从他们的模型就会导致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即总产出在有限时间内变得无穷大;如果他们不使用这个概念的前半部分，那么从他们的模型就根本推导不出来收益递增现象。）不过，直接导致了新增长理论发展的，是在阿罗的边干边学增长模型里被明确地指数化了所谓“溢出效应”。这一观念被卢卡斯和罗默继承和发展为他们的“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型”。事实上，芝加哥学派的，我是指当代的新的芝加哥学派，不是你那个时代的老芝加哥学派，这些模型的作者们试图做的是要把全部技术进步过程内生在模型里。你愿意就这些新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在你看来这一思路存在哪些根本性的问题做一些评论吗？你是否同意，基于科学发现的本质特征，这些试图将技术进步过程内生化的努力注定了要失败？你是否同意，例如阿罗教授（在《知识的生产与分配》，发表于《增长与技术变迁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Technical Change），认为的，基本上可以说，要对知识生产的过程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把这个问题读到一半的时候，想到必须先确认一个与思想史有关的问题，我把我在电话上问的这个问题（信里没有）翻译在这里：那么，教授，可否先确认一下，谁影响了谁？是阿罗受到你的那篇文章的影响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呢？还是你受到他的“边干边学”模型的影响写了你那篇“弹性 - 刚性”文章？我觉得似乎是他受到你的影响比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