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我找到了一个简陋的住处，在一家写字楼的地下室，是个几平米的单间。有点潮，有点吵（因为头顶是停车场），光线也有点不好，不过，房钱少把一切都弥补了。我，守财奴悠悠对这个住处非常满意，想想就会笑出来。
正月十五过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所私立的幼稚园打零工，于是我告别了一天只吃一个白面包的时代，也做到了有房有业，这代表，我能生存了。
我相信，房子一定会越住越大的，职位也一定会越做越高的，毕竟我是有知识的人，虽然数学真是没什么用。当我吃完北京的第一顿快餐之后，我开怀大笑，我悠悠，没去做小保姆就在这里生存了下来，大家为我喝彩吧。或者我可以这样说，我也是有选择权的人了，不做幼稚园的工作，我还可以去当小保姆啊，北京，你没什么了不起的。
只是，每天早晨我都发现我的枕头都是湿的，这房子也真潮得可以的。
三天后，我找到了第二份工作，每天晚上给一家餐馆洗盘子，按钟点算钱，我欢呼我终于有零用钱了。
精打细算，有吃有穿，这是我的人生信条，可是我人生中最可恶的一件事发生了，一个该死的混蛋居然在公车上称我打盹偷了我上半个月的薪水。发现的那一刻，我有一种感觉，我的世界坍塌了。
坐在马路牙子上，我只是不停地对自己讲一句话，悠悠，不许晕倒，不许让火星在你眼前乱转，你是孤立无援的，在这里你举目无亲，如果你病倒，没人可以帮你。有什么大不了的，再吃半个月的白面包，你口袋还有几十块钱，没关系，就当那钱是老子给儿子的。对，给干儿子的。
最终阿Q精神营救了我。我终于压住了胸口呕吐的欲望。望着天上的繁星，我哼起了《铃儿响叮当》。有雪，有车，有童年，单纯的快乐。慢慢地，我舒服多了。
“叮铃铃。”我的手机响了。要命，千万别是我妈打来的，因为如果是她打来的，我不能不接，可是这一接得花多少钱啊。心惊胆战地打开机子，只见一个陌生的号码在屏幕上乱跳，是谁呢？不过不是长途，听听无妨吧。
“喂，我是悠悠。你哪位？”
电话的那一边没有讲话，我只听到了呼吸声。干什么？漱我的钱，太可恶了：“你不说话我挂了。”
“我是金正熙。我想见你。”电话那边响起了正熙闷闷的声音。我正没好气，大叫：“你以为你是谁，你要我去，我就去？”
“我在二环路地铁站。我想见你。”
“你听不懂中国话吗？我没空。”上二环，坐车那得花多少钱？
“你不来，不来。那算了。”他声音怪怪的。一刹那，他那闷闷的声音触动了我心中最细的一根弦，害得我一阵鼻酸，我心软了：“你等我，可能要一段时间，因为我这里不方便，只能走着去。”为他花公车钱，我才不要。
他没有应声，把电话关了。连叹了三声，我站起身，开始漫长的跋涉。一边走着，只觉得他闷闷的声音占满了我所有的思想。咬牙切齿地骂了他一顿，我还是奔向了公车站。
这是个飘雪的夜晚，我匆匆穿过雪花的缝隙在偌大的地铁站一边骂金正熙一边找他，终于在一张长椅上看到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他。见他就有气，从后面走上去用力推了他一把：“喂，你死了没有。”可是没想到他竟不堪一击，从椅子上滑了下去，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他大头朝下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丝不安冲上了我的头顶，“喂，金正熙，你怎么了？”走过去拉他，不想没拉动他，自己反而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然后，摊坐在地的金正熙竟一把抱住了我的头，将他的头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头发里。
有那么十多秒，我傻了。他在抱我吗？
没错的，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男性气息从他的身上逼了过来，我像被一波一波暖暖的海浪拥抱着。心里正不由自主地陶陶然享受着，突然，我听到了他隐在我颈上的低低的啜泣。他在哭吗？
金正熙是很大男人的啊，这可不像他。他被人打破胆也不会哭啊，不对，我是不是认错了人，这人称机占我便宜？用力扯开他的头，定睛看看，眼前的男人一脸的泪痕，可是没错，他就是金正熙。他被我看得非常狼狈，扯开我的手，扭动身子靠在长椅上，背着脸不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