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刘雪婷哈欠连天地在办公室看中国信息产业部发的文件，收到何韵的电话，把事情了解了个大概。
曾家远出身普通，文化底子薄，在香港做地盘工多年——相当于大陆盖房子的泥水工，月人工在一万二到一万五之间。本来像他这样的男人在香港是很难找到老婆的，大陆开放，香港回归，最底层的香港人也可以挺直腰杆到大陆来冒充大款了。打个比方，在香港吃一碗面要二三十块钱，在深圳到一个普通夜市摊可以叫上一个鸡煲；在香港的酒楼吃上一桌要两千，在深圳同样规格的酒菜两三百块就可以搞定。更让他们伤感的是香港女人不是远嫁他国，便是攀本港富贵，差的也要找个年龄相当或是有学问一点的，像他们这样又穷又丑的老菜帮子压根就没想过还有机会找老婆。深港通后，像他们这样的人不仅可以来大陆扬眉吐气，还让大批的内地女孩子追着捧着当香饽饽，最让他意外的是，经过朋友的撮合，大学生何韵嫁给了他，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又受宠若惊，所以竭尽全力地为何韵做好一切事情。
全球经济不景气，香港也几近深渊，失业率不断攀升，各方官员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就业率，可惜是僧多粥少。很自然的，没有新技能知识贫乏的曾家远也卷入了失业大潮，而且一失业就近两年，一直靠拿香港政府每月四千多港币综援金过日子，每月交给何韵三千五人民币后，所剩无已，来回香港、深圳的车钱扣除后，有时候在香港吃餐饭都觉得奢侈。而他多年来的积蓄已在买给何韵的房子上倾囊而尽，甚至每月要靠他近七十岁的开了家小士多店的老母再补贴一些才勉强度日。其实近一年多不与何韵交流，他实在是有苦难言。开始是怕开口说话，因为一说话就可能露馅说出自己失业的事，他怕何韵看不起自己而离开自己；接着是一直无法再找到工作而心灰意冷不想说话，最后干脆见到何韵就开不了口说不了话了。
他很爱何韵，那是像他这个年纪这种性格的人所能表现的最热烈最无私的爱了。这辈子，他很少有什么机会接触自己想要的女孩子，甚至连普通的恋爱也没有过一次。他太平凡，平凡到他近四十岁没有女人旁人也不觉得奇怪。认识何韵之前，他的所有梦想和快乐都聚集在和地盘工们说粗话，去一些收费便宜的酒吧喝几杯，看一些黄色光碟，以及收工后回家对着裸女图片意淫上，偶尔到一个众所周知的低档妓女那里光顾一下，那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和何韵结婚后，那才是他幸福的开始。何韵有知识，有修养，从来不问他的工作性质，也从不过问他的薪水到底几何；更让他意外的是，何韵跟他时还是个处女，他暗谢上帝，让他如此幸运。
可是上帝照顾了他一阵子就忙别的去了。失业后的一段时间，他托朋友，托亲戚，查报纸，想尽一切办法，依然无法找到工作，绝望得都不想出门见人了。但是怕何韵怀疑，他还是要做做样子，像从前一样早出晚归，找一个地方巴巴地坐一上午，或是在罗湖火车站溜达整个下午，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假装放工回到家里。有一天在罗湖火车站照例闷待着，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人看上了他，旁敲侧击地问他想不想赚钱，他当然想，他都快穷疯了。几经搓合，他利用来去自由的香港人身份帮他们从香港带摇头丸来深圳，每颗有两块的好处费，差不多他每次可以带一百颗。开始几个月，还算顺利，也安全地每月赚了几千块钱，可是近一个月来，他已失手四次，不是被警方抓获，而是每次一过关就被几个小流氓明目张胆地抢去了摇头丸。他们中的两个人像搀新娘似的分别搀着他的胳膊，另外一个人像跟他说悄悄话般亲昵地用刀顶住他胸口，还有一个人大大方方地在他身上、袋子里摸索。不管是在烟盒里，还是在裤裆里，抑或是在包里的最夹层，每次他们很快手到擒来，摸到摇头丸扬长而去。
而这种事连声张也不敢，就算是正常物品，声张也没用。有一次——那时候他还在地盘上工，他过罗湖站时就见几个小流氓抢一个干巴巴但戴满了黄金的香港人，香港人大声呼救，罗湖车站人潮汹涌，行人匆匆走过，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香港人说一句话，惟恐避之不及，最后眼睁睁地看着香港人身上的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链以及手中的手机，和背上的包被那帮小流氓不慌不忙地卸下，满足而去。另外有一次，他没上班，也还没有做“运输”生意，没事在火车站的一个人行桥下想心事。一个胖太太边走路边打电话，两个年轻男人过来很温和地问她借手机，胖太太不理，一个人扭住她的胖手，另外一个人像摘朵花般地笑嘻嘻地摘去了她的漂亮新款彩屏手机，胖太太的狂呼声没有打动任何一个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