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自从失去了拿压岁钱的资格起，过年对于我来说就再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不得不被迫坐在一堆七大姑八大姨中间，听着她们炫耀自家孩子又进了哪个外企、又考上了哪个大学的研究生、或者做生意又赚了多少钱，到了再无可炫耀的时候，她们便会意犹未尽地把矛头一致对准我：“都这么大了，总得找个工作嘛，天天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好不好的先干着，别眼高手低……要不然让你姑父帮你想想办法？他路子广……”
而我那些堂表兄弟姐妹们，就凑在一起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哪家外企的工资福利高、今年房价又涨了多少、移民的话去哪个国家比较好……
我没办法把自己变成聋子，但我至少可以让自己装成哑巴，在这种场合中我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保持沉默，只有老妈时不时地唉声叹气一下：“唉，我这个儿子，我实在是拿他没办法，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随他去吧，我是管不了了。”
我得承认，每当这个时候，负罪感还是会跳出来折磨一下我自以为冷硬的心灵的。
患上过年恐惧症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到了初四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大家全都是一肚子牢骚。
四爷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了一对他初次见面的远房亲戚：“我妈跟他们说我不愿意上班，就愿意在家写作，这两口子说：写作？这种东西能当正经事做吗？退休以后写写就可以了。我妈又说我已经出版过一部小说了，这两口子又说：啊？了不起了不起，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我们家也出了个作家了。我说可是我写的第二部小说就没有哪个出版社再肯给我出了，这两口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说那什么……继续努力吧，然后一晚上都没再搭理我。”
大家全都笑了起来：“怎么感觉势利眼是所有亲戚们的通病呢？老烦你这个国家公务员应该没我们这种烦恼吧？”
老烦撇了下嘴：“哪儿啊，我们家那些亲戚更烦，一见着我就是：怎么还没交上女朋友啊？这岁数也该考虑终身大事了吧？是不是眼光太高啦？别太挑了，差不多就行了……真是的，我挑什么了我？要能找得着我不是早就找了么！”
阿然笑着总结道：“所谓亲戚，就是那些打着关心你的旗号，时不时给你添一下堵的人--成功人士不适用此定律，成功人士可以给亲戚们添堵。”
为了能在明年过年的时候扬眉吐气一把，我们摩拳擦掌地决心一定要在这次的电影上搞点儿名堂出来，四爷也准备年一过就摒除一切杂念，心无旁骛地开始想故事。但是过完年的第一天，同同就带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同同她爸马上要去国外的分公司一段时间，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耐心等同同她爸回来再说，或者豁出去现在就谈。
我和阿然都比较倾向于后一个选择，阿然是怕夜长梦多，而我是实在不愿意把跟同同的感情牌打得时间太长。
“你就不能随便想个故事出来吗？立刻、马上！”阿然急得揪着四爷的脖领子，恨不得从他的脑子里生挖出点儿什么来。
四爷一脸苦相：“这是能随便的事儿吗？你这么逼我我更想不出来了！”
阿然无计可施，跟刚从老家回来的樱子紧急磋商之后，决定真的豁出去了，就光带着现有的想法去找同同她爸，想出了什么就说什么，还没想出来的也实话实说，并落实到书面上做一个策划草案。为了避免我们说外行话露怯，樱子答应跟我们一起去，甚至还帮我们一人捏造了一篇和影视相关的履历，我们顿时一个个从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变成了至少编剧或指导过几部优秀DV作品的青年影像工作者。为了显示剧组人员充足，我们把老烦也一起叫上充数，因为有樱子在，老烦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两天后，在一个高档写字楼的宽敞气派的办公室里，同同的父亲周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一群乌合之众。我们都有点儿紧张，但是周总对电影事业所表现出的与他年龄不太相符的热爱很快就让我们放松了下来，阿然和四爷开始对电影的构思侃侃而谈、樱子对电影的前景进行了一系列有理有据的展望、同同更是在一旁对我们进行了添油加醋的吹捧。周总看上去对我们的想法颇感兴趣，滔滔不绝地发表了很多个人见解。气氛越来越轻松融洽，我们相谈甚欢，周总甚至开始设想如果投资大手笔一点，可以拍成什么样的效果、可以请到哪些知名演员，每个人都兴奋得满脸通红，一种前所未有的膨胀感充斥在我们的胸口，我们几乎就快要得意忘形了。
最后，周总让我们把资料留下，他好好看看后会尽快做个决定，到时再跟我们联系。我们意犹未尽地跟周总握手道别，出门之后大家直奔饭馆，准备先暴搓一顿以纪念我们的初步胜利。
每个人都喝了点儿酒，阿然很快就微醉了，语无伦次地来回来去说着车轱辘话，无非是关于她的那些电影梦想；同同一直话不多，她对阿然始终保持着一种淡淡的戒备和疏远；樱子跟老烦眉来眼去、窃窃私语，手里一直在摆弄着一部Iphone手机，亮闪闪的屏幕晃得人眼花缭乱。
“八字还没一撇儿呢，你丫装的什么大款？”一起上厕所的时候，我忍不住揶揄老烦道，“那部手机少说也得4、5000吧？刚在杂志上看见过介绍，都快被吹上天了，连同同都没舍得下手买呢。”
“嗨，就是个新年礼物么，”老烦无所谓地说，“钱留着也是留着。”
只要一沾上女人的边儿，老烦就变得特别拿钱不当钱了。
在饭馆里聊到深夜打烊，大家还不想散，四爷提议道：“去我们家附近的酒店唱歌去吧，那儿12点以后KTV包房一块钱一小时，就为挣点儿酒水钱。”
这好办，我们是绝对可以拉下脸，做到滴水不沾干唱歌的。于是一大群人呼呼啦啦地赶到了四爷说的地方，一进大堂便咋咋呼呼地对KTV领班嚷道：“一块钱一小时是不？给我们来两块钱儿的！”
进了包房，我第一个抢过拿起麦克风，嘻嘻哈哈地对大家说：“来来来，我先给你们唱一个咱们剧组的组歌--《死了都要二》！”
